吳敬璉
這是篇值得企業界朋友認真閱讀的好文章。
陳清泰同誌這篇文章從“國有經濟有進有退”vs“國有企業做強做大”這個困擾許多國有企業領導人的問題破題，討論了一個更大的問題，就是國家擁有的資本應當用在哪裏和應當怎樣運用。
現在政府手裏積聚了巨量的國有資本。這筆財富運用得是否得當，會對全體中國人的生存狀態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中國在改革開始後一直把“鬆綁放權”、“增強國有企業的活力”作為經濟改革的中心環節。後來，又把建立“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股份製企業”作為實現這一點的最重要的舉措。但是“股份製企業”建立後人們發現，不處理產權問題，在國有獨資公司中完全無法實現“兩權分離”。為了解決這個難題，曾經采取過將國有產權“授予”“頂層企業（一般是集團公司）”行使的辦法。但是，這種“授權投資”的辦法正如陳清泰文章中所說，“使企業自己成了自己的‘老板’”。由於缺乏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的製衡，“內部人控製”的問題便在國有企業中普遍發生。
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才正麵觸及國有企業產權問題，作出了有進有退地調整國有經濟布局的重大決策。十五大的提法是：“要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對關係國有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必須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以加強重點，提高國有資產整體質量。”1999年的十五屆四中全會把國有經濟需要占支配地位的行業和領域進一步限定為以下四個，即“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自然壟斷的行業，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骨幹企業”。
然而在世紀之交基本上實現了“放小”，應當進一步在大企業領域中進行國有資本有進有退的布局調整的時候，這項工作卻意外地停頓了下來。2006年12月國務院國資委宣布了加強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控製的新方針，要求國有經濟對軍工、電網電力、石油石化、電信、煤炭、民航、航運等七大行業“保持絕對控製力”，對裝備製造、汽車、電子信息、建築、鋼鐵、有色金屬、化工、勘察設計、科技等九大行業的骨幹企業“保持較強控製力”。於是，在這些行業和領域中開始了“國進民退”的進程。
近兩年國有經濟改革形勢逆轉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日漸顯露，使愈來愈多的人認識到，不重啟國有經濟改革是絕對沒有出路的。
陳清泰的這篇文章不但指明了重啟國有經濟改革的正確方向，而且提出了通過國有資產資本化實現國有經濟布局調整和企業製度完善的具體辦法。我想，如果按照這種思路去做，就既能解放國有資本，使它能夠配置到社會保障、公租房建設、基礎教育、共用性技術開發等社會特別需要而私人部門無力或無意開發的領域中去，體現它的社會功能；又能解放企業，使企業領導人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經營才能，在公平競爭中把企業做強做大。
由於陳清泰曾經長期擔任大型國企領導人，後來又曾擔任國家經貿委主管國企改革的主要負責人，對於國有企業體製的沉屙何在和國有經濟改革的甘苦知道得十分清楚。因此，他的意見不但高瞻遠矚，而且具有很大的可操作性。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國企改革下一步朝哪走
陳清泰
（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副主任）
一段時間以來，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處於低潮期。大家對國企改革正麵的討論少了，可是一些疑惑和擔心在流傳，國有企業也非常困惑。其中有一些是觀點的爭論，也有不少是概念上的含混。澄清那些似是而非的概念，有利於解放思想、推進改革。
一、企業做強做大與國有資本有進有退
國有企業做強做大與國有資本布局調整，這是改革發展都必須進行的兩件大事。在談到“國有經濟有進有退”時，往往誤解為“國有企業有進有退”。國企高管對此十分為難，不知道該怎麼“進”、怎麼“退”。這種困惑來自概念的混淆。
需要澄清的是，“有進有退”指的是國有資本投向的調整；而企業的天職則是做強做大。這是兩個不同的範疇，在公司製度下並不矛盾。就是說，企業追求做強做大並不受股東成分和股權結構的影響；國有資本從哪些行業或企業的進退也不受個別企業的牽製。
目前的掣肘在於國有資產實現形式沒有資本化，“頂層”國有企業沒有進行股份製改製，所有權與經營權沒有分離。應改革國有資產實現形式，利用公司製度的特點，“解放兩個自由度”：使國有資本具有流動性；保障企業自主經營，做強做大。
二、國有企業改革主導方麵的轉移
如果說在過去較長時期，國企改革主要是使其從計劃體製走出，適應市場競爭，增強活力的話，那麼進入新世紀，盡管企業自身還有大量改革的任務，但深層次的改革已經轉向國有經濟結構調整和企業製度創新。
這兩大改革命題主要是國家所有者層麵的事，而不在企業。把改革的目光繼續聚焦於“國有企業”本身，一方麵因為沒有抓住要害，而使改革難有實質性進展；另一方麵，國企因對此無能為力而倍感困惑和無所適從。
國有經濟的結構調整，不是以行政的力量改變一個個企業的業務結構，而是國有資本布局的動態優化。關鍵要使國有資本具有流動性；企業製度創新進一步要做的是使國家所有者轉變成股東，將“頂層國有企業”改製成股權多元化的公司。這兩方麵的改革聚焦到一個點上，就是必須使國有資產“資本化”，由“國有國營”轉向“股份製”。
對於這一切，“國有企業”是無能為力的。隨著改革形勢的發展，國企改革的主導方向應當及時由如何經營“國有企業”，轉向尋找能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國有資產資本化的管理形式。
三、國有資本有進有退與私有化
國有資本投向的改變和布局調整是國家為提高國有資本運行效率而采取的主動行為。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和東歐的私有化，是將國有財產無償量化給個人，據為個人的私人所有。這種私有化不符合中國國情，是國家法律和政策所不允許的。前後兩者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件事。
因此，國有經濟“有進有退”與俄羅斯、東歐的“私有化”不能混為一談，國有資本從某個企業的退出，也不能與私分國有資產掛鉤。我們不能因概念含混，為防止出現俄羅斯、東歐式的私有化，而停止國有資本布局的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