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酒店後，我們幾個商量了一下，還是想去第一天沒能進入的那座劇院看一看。因為我們在出發前搜集關於索馬裏的新聞資料時，對於在那裏發生的那起爆炸事件印象特別深刻（那裏發生過許多次爆炸，我們所指的是最近一次導致索馬裏奧委會官員罹難的事件）。我們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向導，向導起初不同意，反複強調那裏的危險性，但是在我們的再三要求下，他終於聯絡到臨時政府的官員，為我們提供了特殊的便利（當然，花點兒小錢是免不了的）。
5月17日一早，我們終於親臨了爆炸案現場,還拍到了爆炸案的一些遺跡——遇難者的鞋子。我們問向導那次爆炸案的具體遇難人數是多少，我們在北京聽說的是有兩名官員。他說那隻是官員的人數，總共約有20人在那次的爆炸案裏遇難。
參觀劇院的時候，我們遇到了一位在此工作了40年的老人，他和他的妻子到現在還住在這裏看守劇院。他曾去過中國兩次，得知我們是從中國來的之後，老人特別興奮，放開歌喉為我們演唱了《北京的金山上》，居然還是用中文唱的。中非友誼在他們這一代人心目中有著特殊的意義，他由始至終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中索人民友誼萬歲！”這樣一句聽起來如同口號的話，在當時、當地那個特定環境下說起來似乎很正常，就連我們也情不自禁地說了好幾遍。
離開劇院，我們去了港口。港口重地，迎接我們的當然還是層層安檢。在等候安檢的同時，我們遇到了一個非盟的官員，他說這裏也在舉行重要會議。他也曾經到過中國，到過長城，因此和我們聊得很愉快。
（所有的人都在告訴我們，禁止拍照、禁止拍照、禁止拍照！但是我們也挺不厚道的，車上架了兩台機器，我身上還背了一個偷拍機，一直在拍。當然，我們並沒有拍照，我們是在攝像。）
在港口裏麵遇到一個小朋友，梁紅給了他糖吃。讓人挺鬱悶的是，小朋友拿了糖還追著她說：“One dollar，one dollar（1美元、1美元）！”梁紅很無奈，跟他說自己沒錢。
我們現在坐在港務局的外麵，重要會議散場了，高官、政要從裏麵出來，每個人都帶著保鏢。很明顯這些都應該是索馬裏有頭有臉的人，他們基本上都穿著民族服裝，還拿著會議禮品。我們還注意到，他們也用平板電腦。梁紅跟他們說：“中索人民友誼長存！”他們報以微笑和感謝。有一個人見我們拿著照相和攝像的器材，以為我們是外國媒體，就主動過來自我介紹說：“我是索馬裏臨時政府總統辦公室的特別助理，你們想采訪總統嗎？”有機會采訪一個國家的元首，這真是讓我們喜出望外，於是我們互相留了聯係方式，希望能在明天或後天預約一個時間。
我們這幾個人裏英語最好的是梁紅，而且梁紅是女人，我們就瞅準了一個政府官員模樣的女人，讓梁紅去采訪她。還別說，女人和女人之間就是容易交流，通過采訪，我們了解到，她為臨時政府工作，而今天來開會的這些人，各式各樣，有些人她也不知道來路，包括剛才這個所謂的總統辦公室的人，她說索馬裏沒有總統。她對我們解釋說，雖然這裏的人說著同樣的語言，有著同樣的宗教信仰，但是他們相互之間會有紛爭，派係鬥爭時常發生，甚至引發惡性事件。她告誡我們不要隨便和陌生人說話。可剛才那個男人的胸牌上確實是那麼寫的——索馬裏政府總統辦公室，敢情這兒也有辦假證的？這是這位女士的意見，她說那個人是不值得相信的。
一上午就這樣過去了，下午吃完飯之後我們本來是和向導約好直接去銀行的。但因為之前我跟我們的安保隊長提過想去趟難民營和難民做一次深入的交流，所以中途他就帶著我們去了那裏。恰巧他的家人就住在那附近的社區，於是我們見到了他的孩子和他的媽媽。他媽媽做著相當於我們社區工作者、居委會主任性質的這麼一個工作，看上去是個受過一定教育的女性。他們給我們講了很多關於難民營的事情，使我們受益匪淺。
從他們的話裏能聽出他們對美國和歐洲一些國家帶有憤怒的情緒。他們說，如果沒有這些外來的人，沒有這些轟炸，沒有這些戰爭，也就不會有那麼多的難民營，很多所謂的派係鬥爭實際上背後都有境外勢力的操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