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日上午,習仲勳又就如何解決農業問題做了係統發言。他說:
在農業問題上,一定要揭露矛盾,總結經驗,在此基礎上統一全黨對農業重要性的認識,下最大力氣把農業搞上去。我們黨領導農民從事革命和生產,具有極為豐富的經驗,我們是從農村工作起家的。但現在農業問題卻成了拖四個現代化後腿的嚴重問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定要認真總結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才能提高自覺性,抓好農業這個基礎。我感到《決定》草稿的最大缺點,就是沒有很好地總結經驗和揭露矛盾。要麵對現實,建國以來我國農業有了很大的發展,成績必須肯定。但農業發展的速度不夠快,還擺脫不了八億人口搞飯吃的局麵,並且很大程度是靠天吃飯。……解放後我國農業的發展是迅速的,但這十多年來林彪、“四人幫”對農業破壞很嚴重,加上我們工作方麵的問題,農業發展緩慢。現在,“四人幫”垮台了,有可能、也應當認真揭露工作上存在的問題,加以解決。……不破不立,要把農業搞上去,一定要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幫”對農業的破壞,撥亂反正,為生產力的發展掃清道路。半年來,我們通過整風,抓住廣東農業為什麼上不去的問題,揭露矛盾,分清是非,就是動員全黨來解決這個問題。
習仲勳讚成《決定》草稿中提出設立國家農業委員會的建議,並提出省、地、縣都應設立這個機構,加強對農業的領導。他回到廣東後,就立即在廣東建立了這個機構,並親自兼任農委主任。他還建議農業部“可建立一些必要的專業總公司”,“農業的投資也需要增加”。
習仲勳就如何把廣東農業搞上去,談了他在廣東前一段提出的四點意見,並著重提出,要按照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改變現在的經濟管理體製,在中央統一計劃下,充分發揮各地方的積極性,希望中央多給地方處理問題的機動餘地。他強調,廣東農業要大幹快上,除把注意力首先放在恢複元氣上,同時要千方百計創造條件,開辟新的生產門路。要發揮廣東的特點,多搞海水養殖業、海洋捕魚業和牧業,多搞甘蔗等經濟作物和副業生產,為人民群眾提供較多的食物,為國家建設和外貿出口做出更大的貢獻。他還建議國家把開發海南島作為發展農業的重點地區之一。他說,海南島是個寶島,要大力發展橡膠、劍麻等熱帶作物,“要搞幾個大型的現代化的穀物農場,多生產糧食,為大規模開發海南創造條件”。
參加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的與會成員,大多數是像習仲勳這樣經曆過二十多年社會主義建設、經驗豐富的老幹部。其中相當多的又經過“文化大革命”而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有許多反思。這次會議恢複了黨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充分發揚黨內民主,於是與會成員暢所欲言,敢講真話,都從各自所熟悉的領域,深刻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各條戰線的經驗教訓。大家對於過去那種政治運動不斷,一抓生產和經濟就被批為“唯生產力論”和“階級鬥爭熄滅論”;在發展生產中,又不講究經濟效果,不按客觀經濟規律發展經濟;在國家統一計劃經濟中,對地方經濟統得過死,對價值規律和市場作用利用不夠;對農輕重發展次序,說起來是農、輕、重,做起來是重、輕、農;以及片麵強調以鋼為綱、以糧為綱等問題,基本達成了共識,認為再也不能這樣繼續搞下去了。
在總結和反思這些經驗教訓中,自然就聯係和涉及許多“文化大革命”中的遺留案件。如陳雲在東北組的發言中指出,發展安定團結是黨的工作重點順利轉移的關鍵,為此要解決“文化大革命”中遺留的一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如應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冤案平反,為陶鑄、王鶴壽等冤案平反,要肯定彭德懷對黨和革命的貢獻很大,要肯定天安門事件是“一次偉大的群眾運動”,要批判康生的嚴重錯誤,等等。陳雲提出的這些問題,得到與會成員的熱烈擁護,也說出了習仲勳的心裏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