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31歲，有兩個孩子，進入了而立之年。成年以後，烏裏和我走得越來越近，也成為了好朋友。當我們還是小孩的時候，對他來說我太小了，之後他又從家裏搬了出去。我們都成年後，10歲的差距也就消失了。我們在彼此的關係中找到了自己合適的位置，我們是兄弟，也是朋友。他的家人經常歡迎我和弟弟阿姆農去他家做客，我們在基布茲度過了很多的假期，並經常在那裏一起慶祝家庭聚會。假期裏，我們有時圍坐在一起，討論一些與倫理、道德、平等相關的嚴肅話題，這些後來都成了家族的傳說。烏裏是一個非常有原則的人，我可以看到灰色領域，而在他眼裏隻有黑與白。我們倆喜歡激烈的爭辯，而其餘的家人在享受甜點的同時，耐心地看著我們唇槍舌劍。偶爾，他有事的時候會來特拉維夫，我們彼此會麵，享受待在一起的機會。現在，突然之間，所有這一切都不會再有了，烏裏永遠離開了我們。這麼年輕就去世了，而且是以這樣一種意想不到、非正常的方式，想著真令人痛心。他像我們的父親一樣死於心髒驟停——真是個可惡的詞。
那種父親去世後讓我無法擺脫的憤怒，那種隱藏著巨大悲痛的憤怒，變得愈發深刻、愈發強烈。我覺得我會爆炸。為什麼是烏裏?該死的，為什麼在這樣的年紀?世界上還有公平嗎?我不是一個狂暴的人，但我能感覺到心中那種暴力的傾向，一種粉碎、破壞和損毀的衝動，我指責天地，指責父母。也許我很生氣爸爸把心髒病遺傳給了烏裏，也許我對母親很生氣，因為她沒有預兆地拋棄了我們。我不再去拜訪他們的墓地。不論是馬蒂亞，還是孩子們和阿姆農，沒有人可以安撫我內心的憤怒，這種憤怒在我身上潛滋暗長，但又不得不被深深隱藏。
從表麵上看，生活恢複了正常。我照顧烏裏的家人直到後事都安頓下來，並且經常去看望他們。即使我專心照顧柏盧麗雅和他們的五個孩子，那種令人不快的悲痛卻還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我像往常一樣繼續工作，更多的時間在伊朗度過。當那裏的海軍項目成功完工後，我們在伊朗擁有了無限的機會，很多商人想建酒店或遊艇俱樂部，因而業務訂單開始源源不斷地湧來。我們辦公室已經積累了很多有關文化傳統、地形特征、定價體係以及運用合適材料方麵的知識，也結識了很多當地的承包商。我甚至建立了一個原創性的計算機模型來評估給定項目的可行性，即ECOMO——經濟學計算機模型。定量分析已經成為我擅長的專業領域，而這方麵的需求也在增加。
我的一些工作由埃坦-戈申的雇員代理，但我的經濟效益核算工作則由梅倫博士協助，他是數學模型的專家。梅倫曾訪問過伊朗一兩次，他是為我工作，而不是為丹。我們指派了一個土木工程師——拉凱利和我們一道以安納夫係統公司的名義，作為一個獨立單位來運作。我們的小團隊在大型項目的管理和運作上獲得了大量的經驗，同時，那一段時間也獲益頗豐。這是對我們必須忍受的艱苦生活條件的補償。阿巴斯港和蒂朗海峽的沙姆沙伊赫大約在同一緯度，說它的天氣條件像地獄一般，還算是保守的。在停車的時候，車裏必須開著空調，否則當我們回來時，我們會被燙得無法觸摸方向盤。
雖然自然條件是難以忍受的，但是商業環境卻給我們提供了大量的機會，即便是對安納夫係統這樣的新公司來說。許多以色列人在伊朗嶄露頭角，尤其在灌溉係統、石油開采、軍事裝備供應等技術層麵取得了巨大成功。他們感覺就像在自己家鄉一樣，帶來了自己的家人，並建立了一所學校，在那裏孩子們可以繼續學習以色列的課程。
但並不是所有發光的都是金子。1976年，伊朗開始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國王下令控製物價進一步增長。在某種程度上，國王的法令的確延緩了通脹，但也得歸功於少數人發揮了創造性思維，他們不去提高價格，而是減少他們供貨的規模和數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