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策略可能在某些領域是可行的，但在房地產行業行不通。商人可以減少牛排的尺寸，但在房地產領域，“牛排”的尺寸是固定的，那麼一旦發生通貨膨脹，房地產的價格必然會上升。在三個不同時期出售的公寓可能會有三個不同的價格。但國王頒布了法令，要求沒有通貨膨脹，那麼普通百姓應該怎麼做呢?
你肯定不能去做違法的事。國王有他慷慨的一麵，但他畢竟是專製君主，如果你不遵守他的法令，那麼隻有死路一條。你所能做的就是引進外國經濟顧問，如安納夫係統，針對不同時間購買公寓的不同人群，製定公平的估值方法。包括國王在內，不管任何人說什麼，在工程必須要完工、買房者需要搬進來住的時候，價格一定會慢慢地爬升。在安納夫係統，我們采納建議，分析了成本和價格的變化，界定了總共七組不同人群，並為每個組計算了建設成本以及其他費用。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發現占項目成本4%的部分我們無法解釋。無論我們如何計算盈虧，當我們加上磚塊、灰漿、門、空調等各種成本，其總額總是少於合同價的4%，這4%似乎是消失了。當我們問及客戶這個難以捉摸的數字時，他們回答說，我們應該保持沉默。如果我們重視自己的麵子，就不要想去了解更多關於伊朗監獄的內幕，我們不應該問這樣愚蠢的問題。他們敦促我們從頭再來，重新核算一次，並做出一個更令人滿意的結果。俗話說，入鄉隨俗。我們就按要求做了。
伊朗是我有外國工作經驗的第四個國家。在每個國家我都得到了更好的全球視角。1965年，作為一個學生交流計劃的一部分，我航行到雅典、熱那亞和巴塞羅那，然後坐最便宜的火車去馬德裏。那一個月，我住在一家青年招待所，在一個天然氣加工廠——丁烷公司工作。在臭氣衝天的生產線工作一天後，我禮貌地問我能否去辦公室工作。在那裏，用他們的電子製表軟件，我繪製出各種簡明的圖表來幫助他們做出決策。
在以色列理工大學完成我的課程後，我和同學丹·羅森斯特魯馬前往倫敦、阿姆斯特丹、巴黎和意大利旅遊，直到花光所有的錢。1969年，我和馬蒂亞去歐洲度蜜月，我們住在青年旅館，不去大的飯店吃飯，也沒有其他奢侈消費，不過我們盡量利用時間遊玩，因為在當時我們還不能負擔經常出國旅行的費用。
從旅行中，我開始意識到，如果我想在一個大的世界中獲得成功，我必須先熟悉它。我父母那一代幾乎沒有出過國，我父親在猶太旅團服役期間曾去過意大利，而馬蒂亞的父親是政府官員，偶爾會去歐洲出差。我和她的母親則是在到了以色列後就再也沒有離開過。猶太複國主義的信仰是最好在祖國旅行，不要受到國外其他地方的誘惑。我父親去世後，馬蒂亞和我出過三次國，有一次是去美國旅行。我第四次出國是到伊朗，隻不過，這次我不再是一個度假中的學生了，而是一個私人公司的老板，是一個獨立的生意人。
直到1979年2月1日，那是伊朗革命爆發的日子，我們以色列人一直認為伊朗執政黨非常穩固。伊朗革命讓我們不得不未雨綢繆，我們沉浸在伊朗人好客的歡樂當中，開我們主人的玩笑，並為彼此創造財富。我們視野範圍內沒有一絲烏雲。突然間，天空出現了暴風雨。一夜間，備受寵愛的以色列人四處逃命，瞬間從貴賓變成了難民。
我已經回到以色列了，但是我們的朋友及他們的父母一直在德黑蘭工作，那是一個遙遠的建築工地。聽說革命爆發後，他們決定馬上逃走，而不是沒有目的地等待新政權的建立。人們四處奔忙隻為了趕上首趟撤離的航班。由於人數眾多，這次大批逃離成為一個複雜和危險重重的後勤演練。很多人匆忙趕回家，帶上心愛的人遠走高飛。單身男人隨手抓起他們能帶走的財物，攔下出租車，朝機場奔去。那些在野外工作的人們，突然從四麵八方乘坐各種交通工具向曾經熱情友好的德黑蘭衝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