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以色列後，我們早早關了辦公室，開車去機場迎接第一個航班，確認我們的同事和熟人是否成功逃離。由於革命護衛隊封鎖了打往伊朗的電話，我們沒有辦法知道其他任何人的下落。當飛機降落，機艙門打開，大家才鬆了口氣。經曆了混亂和動蕩，不管怎樣，大家都安然無恙，並告知其他人也在回來的途中。後來，我的一些同事私下承認，如果不是感覺有些尷尬，那麼他們一定會放下手，跪下來親吻大地。
這就是伊朗人的美夢，大張旗鼓地開始，卻以草草收場而結束。我們後來了解到，伊朗國王雖然帶領國家取得了經濟上的繁榮，但他同時也殘忍地鎮壓了所有的反對派，特別是什葉派。怨恨造成了國家內部的動蕩不安，並最終導致了革命。我們這些居住在伊朗、無憂無慮地建造房子的以色列人，卻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些湧動的暗流。我們天真地相信我們的工作向穆斯林世界敞開了大門，那將帶領大家走向和平。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我們的努力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多年以後，卡琳A號船從我們為之發展傾注了大量努力的哈爾克島起航，載著提供給巴勒斯坦武裝人員的武器駛向加沙。在紅海，以色列人中途截住了貨船，這使得運載的殺傷性武器沒有被送達。而班達布什爾是我們把它從一個荒涼的沙漠建造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大都市，現在卻成為阿亞圖拉核計劃的據點。是的，以色列人使伊朗變得強大。然而，這個由以色列人建設起來的城市現在卻在研發炮彈，目的是殲滅以色列這個猶太國家。
現在伊朗的年輕人僅僅知道阿亞圖拉的基本教義派掌控著穆斯林政權，他們不知道之前的伊朗是一個非宗教國家，他們沒法想象就在不久前他們的國家是另外一番模樣。同樣地，以色列當下的一代也不知道，1967年以前的以色列擁有的版圖是那麼的小。那些出生在綠線[綠線用於標記以色列通過六日戰爭獲得的土地。]，即1967年之前的國界線外的以色列年輕人無法想象去放棄他們的家園。他們不能理解為什麼我們同時代的很多人覺得約旦河西岸是一個負擔。
當然，巴勒斯坦的年輕一代由於年齡所限，也有如此的困惑。
他們沒有經曆過充滿仇恨的自殺式襲擊，也沒有在重重的檢查關卡中生活過。曆史被這一代人狹隘的政治意識所限，該是多麼悲慘的事情啊。不隻是在政治上，經濟領域也同樣如此。我們在伊朗的工作純粹是為了賺錢，不會關心它的政治局勢，也不會關注什葉派的反對活動。調查什葉派和以色列之間秘密軍事聯係的實質，或者考量那些聯係如何影響伊朗人對以色列人的態度都不是我們所關心的問題。對於我們來說，伊朗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國家，我們必須跟他們做生意，但是基本教義派的宗教革命驚醒了我們。它並不在乎我們對國家繁榮昌盛的貢獻，也不關心我們對於未來兩國人民之間和平的期望。
伊朗國王和阿亞圖拉影響了很多人，其中包括了像我這樣對未來迷茫的人，我隻是一個工業和管理工程師兼營運研究員，一個碰巧在伊朗工作的以色列人。另一個對我人生影響很大的穆斯林領導者是埃及總統安瓦爾·薩達特。他在1977年11月前往耶路撒冷，這個曆史性的和平之旅打破了傳統觀點，令人驚訝的程度不亞於在伊朗的革命。對於我來說，這證明是一個幸運的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