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沒有東西會改變,沒有人會死去”1(1)(2 / 3)

童年疾病造成的另一後果是,納博科夫顯露出了另一非凡的素質——靈視。他經常神智失常,處於欣快而“輕盈”、“奇怪的半透明”狀態。有一次,他活靈活現地描繪了一個同時發生的事件,而他對此事件不可能知曉。這種心靈感應能力他的母親也有。他的母親會平靜地說起她體驗到的“雙重視角、三腳桌的木結構裏輕輕的敲擊聲、不祥預感以及似曾經曆的錯覺”。 盡管在納博科夫的許多小說中,任何有組織或有意進入超自然領域的企圖都被寫成可笑而陳腐的儀式,但毫無疑問,那樣真實的生活體驗,無論多麼短暫,對他而言都具有重大意義。他後來坦承,他“容易”受一陣陣“尷尬的迷信”的誘惑,甚至“執迷於夢或巧合的影響”。這些感受力與他的通感能力(這種能力已使他敏銳意識到穿透並不那麼堅固的意識之牆的“漏洞和裂縫”)一道,預示了他在未來作品中對“彼岸世界”始終不渝的關注。在他產生這些體驗之時,俄羅斯對唯靈論的興趣正好日漸增加。這股風潮配合了對西方思想家(如威廉·詹姆斯)的研究,最強烈地表現於文學和藝術中初生的象征主義運動。

納博科夫家中崇英風氣濃厚。除了從涅夫斯基大道上一家名為德魯的英國商店中購買愛德華時代的英倫生活服飾,納博科夫家的小孩們在用法語、俄語交流和閱讀之前就已掌握了英語。納博科夫自稱是“一個英國孩子”,將他喂養大的是童話故事、亞瑟王傳奇、弗洛倫絲·凱特·阿普頓的黑娃娃故事集、梅恩·裏德上校的西部荒野探險故事和巴斯特·布朗的逃亡故事。他的父親是“狄更斯專家”,會用英語向他們大聲朗誦偉大的“片段”。弗拉基米爾閱讀了大量的作品。他充分利用了父親在聖彼得堡家中的上萬卷藏書和在維拉莊園滿滿兩間的圖書。他崇拜的英雄是紅花俠、菲利亞斯·福格和夏洛克·福爾摩斯。11歲時,他給自己定下任務,將裏德的《無頭騎士》翻譯成法語。12歲時,父親向他推薦了那個時代他的最愛,哲學家、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即美國小說家亨利·詹姆斯的哥哥。15歲時,納博科夫已“反複閱讀了全部俄文本的托爾斯泰,全部英文本的莎士比亞,全部法文本的福樓拜”,勃朗寧、濟慈、康拉德、吉卜林、王爾德、H. G. 威爾斯、愛倫·坡、普希金、契訶夫和果戈理等人的著作也曾涉獵。他的閱讀範圍甚至延伸到當代俄羅斯詩歌,如象征主義詩人勃洛克、沃洛申、別雷和勃留索夫,以及阿克梅派詩人古米廖夫和庫茲明。在母親的鼓勵之下,他積累了不少的個人藏書,主要購自涅夫斯基大道上的沃爾夫書店。“詩歌從未如此流行,”他後來說,“甚至在普希金的時代也未如此流行。我是那個時期的產物。我被那樣的氛圍喂養大。”

1911年,弗拉基米爾和弟弟謝爾蓋進入聖彼得堡的捷尼謝夫中學。納博科夫“身材修長,四肢勻稱,表情生動活潑,聰慧而好奇的眼神裏閃耀著一絲嘲諷的火花”。 他絕不隨大流,拒絕“紮堆”,拒斥各種協會和社團,即便在足球場上,他也寧願選擇守門,而不與其他隊友一起攻城拔寨。納博科夫的疏離感往往被認為是由於高傲,但更可能是他格格不入、甚至是無心介入的標誌。他極為優越的出身已給了他令人望而生畏的自足、自信和自主。但這些性情同樣受到節製,因為他父親一貫教導他待人接物要慎重、有禮、有節而謙卑。終其一生,納博科夫毫不動搖地捍衛社會自由、個人自由和藝術自由。他對強烈的隱私感的捍衛,他固執己見的名聲,意味著他經常被看成是冷漠遊離之徒。然而,說到待人接物,甚至在他聲名如日中天之時,記者筆下的他也是“溫和、詼諧、大方,從未想去傷害誰或百般挑剔”。

納博科夫與父親,1906納博科夫早年的時候幾乎都過著無憂無慮的幸福日子。他沒有意識到父親在俄羅斯政壇上的戰鬥日漸緊迫和危險。自1903年,弗·德·納博科夫一直是聖彼得堡國家杜馬的成員。他因有力批判社會不公而蜚聲政壇。1903年4月,他發表文章,譴責基什尼奧夫大屠殺,控訴警察和沙皇專製犯下反猶主義的罪行。1904年,由於在對日戰爭中的災難性失利,俄羅斯境內的社會矛盾和政治衝突日益上升。1905年初,聖彼得堡的局勢惡化到極點,整座城市因罷工而癱瘓。1月22日,星期日,沙皇下令武力鎮壓在冬宮和平請願的示威者,引發了雪崩式的反專製浪潮和此起彼伏的社會政治抗議。弗·德·納博科夫是最先站出來公開譴責血腥屠殺的政治家之一。他要求政府撫恤受難者家屬。為此,他的宮廷侍從的頭銜遭剝奪,在皇家法律學校的教職被革去。作為回應,他“冷冷地在報上打廣告,出售朝服”。 盡管他的高調立場值得推崇,但他肯定意識到,如此公然挑釁可能招致嚴厲反擊。由於星期日的血腥大屠殺是令人發指地發生在家附近,他在憤怒之餘,感覺到了新的危險近在咫尺。他相信,最安全的辦法是舉家移居歐洲。盡管風險重重,但到了夏末,在濃烈的愛國情愫的驅使下,他又返回了俄羅斯。最終,正是由於葉莉娜對她深愛的祖國的鄉愁,1905年冬天,全家人才重新回到維拉莊園。反諷的是,在俄羅斯曆史上的這一時期,他們有過一次拋棄俄羅斯的主動選擇,而在大約14年後,他們將再也沒有選擇。納博科夫後來說“那一次特別的回歸”是“我第一次有意識的還鄉”,“一場預演——不是永遠不會實現的衣錦還鄉的預演,而是在我漫長的流亡生涯中不斷出現的還鄉夢的預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