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沉默的船隻我倆在黑暗中遇到，
當某一天詩人不入流的名氣
向你吐露一個幾被遺忘的名字——
我歌裏的人啊，我想你要懊惱。
因為你有過愛人。你從我生命中扯下
閃亮的一頁。如果我們必須分手，
我要，蒼白的回憶在你心尖顫抖
像月下的泡沫湧向風拂的海岸。
同月，他化名為坎托布（Cantab）在《舵》上發表了第一首詩作，旁邊是伊萬·蒲寧的一個短篇。1921年1月，他寫了三首詩歌和一個短篇《樹精》。在8月的《火鳥》雜誌上，登載了他新寫的詩歌《克裏米亞》，第一次引起了評論關注。在勃洛克去世後，他和父親寫的紀念文章聯袂發表於《舵》上。
與那首題名為《兩個》的詩一樣，《樹精》也嚴厲譴責了俄國革命和內戰帶來的麻木暴力和毀滅，悲悼故國，真切地描述被迫流亡的創傷。樹精是叢林之主，曆來被視為善良仁慈的力量，作品通過它的眼睛，生動地表現出俄羅斯大地和人民所遭受的一切。對於作者或敘事者而言，樹精在寂靜的夜裏悄無聲息而來，神秘莫測而去，隻留下冰冷的感觸以及“白樺和潮濕青苔的奇妙芳香”。 樹精消失造成的嚴重程度遠非任何人的體驗能言。在敘事者眼中，樹精作為構成他靈感之源的大地的一部分，其消失也象征著很特別的損失。樹精的聲音主宰著故事，防止其戲劇性活力被鄉愁削弱，同時，樹精的非人化視角奠定了情感距離，遠離它所描寫的恐怖，反過來擴大了這些恐怖對自然的影響，從而讓讀者看到，自然同樣被破壞，代價就是死亡和毀滅。更為複雜的是，相對於人身上所體現的真正邪惡，樹精原本具有的某些魔性和巫力完全被遮蔽。納博科夫的這個故事不但戲弄了讀者熟悉的傳統神話，而且戲弄了超自然，而這將變成他藝術中形而上之維的關鍵。
納博科夫的這個短篇署名為符拉基·西林。他選擇這個筆名，是不想沾父親的光，不想讓人將他與父親的名字搞混。在歐洲的俄羅斯流亡圈中，“西林”成了他的文學身份，為他的藝術獨立和個人隱私提供了保護手段。作為一個原則，這種以匿名的方式玩弄自我指涉遊戲所具有的潛能，對納博科夫有極大的吸引力。比如，1921年，在致父母的一封信和他的第一部英語詩劇《漫遊者》中，納博科夫分別署名為“Dorian Vivalcomb”和“Vivian Calmbrood”，而“Vivian Badlook”、“Vivian Darkbloom”、“Adam von Librikov”這三個名字分別出現在了《王，後，傑克》（1928）、《洛麗塔》（1955）和《阿達》（1969）中。不過，最重要的是，“西林”這個筆名充當了他文學麵目可辨別的標誌。在俄羅斯民間傳說中，西林是天堂中的神鳥，具有貓頭鷹的身子和美女的麵孔，像古希臘的塞壬，用歌聲誘惑世人。納博科夫選擇使用這一極有魅惑性的筆名，本身就包含了他創作身份的本質及其藝術目的：蠱惑、愉悅和繼承。
當時，柏林已成為流亡歐洲的俄羅斯人的中心，弗·德·納博科夫成為柏林俄羅斯流亡圈中最受尊重的人物之一。他款待過許多白俄難民，如小說家阿列克賽·托爾斯泰，立憲民主黨的創始人、前外交部長保羅·米留科夫，戲劇導演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及其莫斯科藝術劇團，女演員奧爾迦·克尼佩爾（契訶夫的遺孀），葉莉娜·波尼維茨卡婭和奧爾迦·格佐夫斯卡婭。奧爾迦愛吃醋的情人曾經指責弗拉基米爾與她有染，提出了要決鬥，就在決鬥前，弗拉基米爾說服了對方：其懷疑毫無根據。不久，他結識了另一個俄羅斯流亡少女，16歲的斯薇特蘭娜·西沃特，他的劍橋室友米哈依爾·卡拉什尼科夫的表妹。他們將在1922年夏訂婚。
對於納博科夫，1922年將是重要卻悲劇的一年。在柏林過複活節時，他得知父親已經邀請了立憲民主黨的舊友保羅·米留科夫前來發表演講。3月28日，米留科夫來到柏林愛樂音樂廳，麵對一千多名聽眾開治演講。10點，正當他結束了演講的第一部分，一個陌生人突然從聽眾中閃出來朝他開槍。出於保護朋友的本能，弗·德·納博科夫一躍而起，將刺客撲倒在地。突然間，另一個刺客出現，朝他背部開了三槍。弗·德·納博科夫當場身亡。這兩個刺客，彼得·沙貝爾斯基-博爾克和謝爾蓋·塔博裏茨基，都是一個極右組織的成員。他們支持沙皇專製，認為米留科夫應為二月革命負責。在受審時，他們承認，事前對弗·德·納博科夫及其過去20年間在俄羅斯政治舞台的活動一無所知，但很高興事後發現，盡管錯過了刺殺目標，他們還是成功幹掉了那人的著名同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