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2年秋，德國開始遭受災難性的通脹打擊。許多流亡者紛紛離去。1923年10月，弗拉基米爾的母親、兩個妹妹和最小的弟弟移居布拉格。二弟謝爾蓋去了巴黎。奧爾比斯出版社倒閉後，薇拉的父親也破了產。納博科夫被迫依靠教網球和拳擊、做英語家教、接寫作活謀生。他與朋友伊萬·盧卡斯合作，為在柏林的流亡藝術團寫小品，為芭蕾、歌劇和電影寫場景和劇本。他甚至試鏡當演員，一度認真考慮過要當影星。1924年1月，他完成了一出五幕詩劇《莫恩先生的悲劇》。在隨後兩年裏，他又創作了15個短篇（此前，他已完成或發表了6個短篇）。到1925年11月，他正在最後修訂他的第一部長篇《瑪麗》。
在納博科夫的小說中，《瑪麗》的奇異之處在於，它明顯包含了自傳性的內容，如節選自五封瓦倫季婭·舒爾金情書的片段。四十多年後，當回顧這部作品時，納博科夫對於當年“魯莽”地暴露“個人真實”相當震驚。其中大段意味深長的回憶文字再次出現在他1967年的自傳《說吧，回憶》中（描寫塔瑪拉的第12章）。盡管其間流逝的歲月並沒有磨損他多少記憶，但在自傳中納博科夫還是漏掉了一些關鍵場景——“療養，穀倉音樂會，泛舟”49。 納博科夫最初定的標題是《幸福》，原作的一章曾經以短篇《一封永遠不會抵達俄羅斯的信》的形式發表於1925年11月。兩個月後，《瑪麗》出版。這部小說得到盛讚。批評家尤裏·艾亨瓦爾德讚揚納博科夫是“屠格涅夫再世”， 認為《瑪麗》“充滿了生命、意義和精神”。納博科夫後來說，寫作《瑪麗》，是為了“精心重構我那虛構但美麗而精致的俄羅斯”。將自身大量的過去歲月揉進主人公的曆史，納博科夫也將這部小說看成是“脫胎換骨、走向新生”的方式。
故事發生在柏林1924年4月的一周之內。在一家緊靠喧鬧鐵路幹線的肮髒公寓裏，一群身份各異的俄羅斯流亡者共同租住了幾間狹小的房間，其中有列維·加寧（一個來曆不明的文青）、安東·波特亞金（一個老詩人）和阿列克謝·阿爾費奧洛夫（一個中年商人）。他們共同的夢想是回到昔日的俄羅斯或進一步過上更好的生活，但在壓倒一切的漠然和令人窒息的絕望麵前，他們的夢想日益枯萎。沒日沒夜呼嘯而過的列車，永遠提醒著他們已離開的那片大地，提醒著他們現在的這種中間狀態，提醒著他們其他閃亮的但看來如此遙不可及的可能前景。波特亞金和加寧都迫切想離開德國。波特亞金夢想受阻，是因為他的各種證件還沒有辦好；加寧遲遲未能動身，是由於他的精神萎靡，消耗掉了一切激情。一天晚上，加寧偶然發現，阿爾費奧洛夫幾天後就要趕來柏林的妻子，居然是他的初戀情人瑪麗。這一發現勾起了他濃烈的鄉愁和纏綿的回憶。在一個誘人但已失落的俄羅斯的背景下，他熱烈狂喜地重溫了他與瑪麗的舊情。他決定在她到達柏林時半路攔截，於是在最後關頭心生一計，阻止了阿爾費奧洛夫前去接站。然而，在他去見瑪麗的途中，他突然改變主意，在另一個車站登上了一列前往法國的列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