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麗》的中心主題是回憶。這點在小說的題記中就昭然若揭。題記引用了普希金《葉甫蓋尼·奧涅金》中的兩行詩：“回憶起陰險的往昔 / 回憶起甜蜜的初戀。”相比於可觸摸的現實，幽暗的過去變得更真實、更有生機。這不是一個隨意之舉，而是一個強力過程。這一過程不僅幫助加寧克服了對家園和愛情的失落感，而且最重要的是，幫助他恢複了自我意識。正如他即將墜入萬念俱灰的深淵之時，回憶像洪水一樣衝刷他的意識，完全抹除了任何當下世界的痕跡，導致時空突然神奇倒置，“栩栩如生的過去使得現在變成鬼影憧憧”。加寧說自己就像“一個神，重新創造了一個已經毀滅的世界”；這並非隻是在暗示他偶爾的自我放逐和自我逃避。這一目的明確的創造行為，不隻是簡單“複活”過去，更重要的，是從一閃即逝的意象和遙遠縹緲的記憶中，“複活”一個可以觸摸的心愛姑娘。回憶有一種儀式般的功能，有潛能帶回那些一度似乎永遠消失在時間的鐮刀之下的事物。納博科夫的小說中，從加寧（《瑪麗》）和喬布（《喬布歸來》）到亨伯特（《洛麗塔》）和珀森（《透明》），這些人物都設法用這種方式操縱回憶之力，隻不過他們往往被刻畫成誤入迷途的悲劇角色，徒勞地追求不可能實現的夢想。粗看之下，加寧放棄與瑪麗的重聚，這似乎有點莫名其妙，但在最後一刻改變主意，以此方式，他是在承認，重聚與否，與他當前的困境本質上並無關係。納博科夫傳遞這一點是通過視角的重要轉變，從而啟動了一個平行時空的逆轉。在去見瑪麗時，加寧驚訝於清晨中城市街道的氣息，似乎與他的回憶一樣晶瑩燦爛。這一幻覺的效力，使這個朦朧縹緲的世界——他的柏林、那些流亡者和他們的公寓——連同俄羅斯和瑪麗，立刻不可逆轉地拋給了幽暗的過去。最終獲得自由的加寧，將他的目光轉移到新的迫切的現在和令人激動的未知未來。
加寧在小說結尾經曆的轉變，折射出納博科夫“脫胎換骨”的必要性。更為複雜的是，加寧的性格很大程度上可以與俄羅斯文學傳統中的“多餘人”相提並論。漠然、疏離、厭倦、失意、孤僻、非道德、憤世嫉俗和理想幻滅，這些經典特性，放在一個勇敢浪漫的冒險行為被當下的惰性閹割的時代，讓同時代的俄羅斯流亡讀者一眼就能將加寧認出來，認為他是一個真正的俄羅斯主人公，如同萊蒙托夫筆下的畢巧林或普希金筆下的奧涅金。有趣的是，納博科夫第一部重要小說的主人公是典型的俄羅斯人，但他在下一部小說中卻立刻大膽地換了一幫德國人登場。似乎他是故意將“多餘人”那些特性都加於加寧一身，連同他生活世界中的“貧窮”、“鄉愁”和“人性的濕度”，統統拋在身後。
對於納博科夫來說，這一“脫胎換骨”的過程不隻是將其藝術從個人曆史的桎梏中解脫出來，而且是要切斷俄羅斯人都有的那種令人窒息的鄉愁重負。借助加寧，納博科夫展現了看待世界的新的方法，回憶不再是否定性的熵力，相反，卻意味著解放和啟迪。在短篇小說《語詞》中，納博科夫的敘事者竭力想說出他的悲傷，充分描述他心愛的俄羅斯，表達他巨大的損失，以便脫離苦海，但當他說到“最緊要的事”，卻終究說不出口。在《瑪麗》中，納博科夫暗示這“最緊要的事”不再重要，還有其他方式解脫悲傷，重獲快樂，不是通過複活幸福的過去，而是如加寧所示，將目光重新放在客觀的當下，意識到在日常生活最世俗的細節中都蘊藏著快樂。
納博科夫早期的作品中一再強調視角的轉換。在短篇《一封永遠不會抵達俄羅斯的信》中，敘事者說他的幸福是“一種挑戰”，抵消了他的孤獨，是一種永在的力量，蘊涵在所有給他帶來歡樂的事物中，如“潮濕反射的街燈，伸進運河黑水中謹慎拐彎的石階，一對夫妻跳舞時的微笑”。同樣，在1924年的短篇《仁慈》中，敘事者從拂過電車頂上的潮濕枝頭的敲擊聲中獲得了奢侈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