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作家傳記的最好部分，不是他冒險的記錄，而是他風格的故事。1
1926年秋，納博科夫夫婦在帕索爾大街12號租下兩間房，他們將在此住上兩年。盡管他們在柏林期間多次搬家，但總是留在同一個區域，即新並入的夏洛滕堡區。該區以選帝候大街為中心，因大都會夜生活而著名。自世紀之交以來，柏林已成為一個充滿活力又具墮落氣息之都，吸引了一切創新和實驗事物。慕名而至的有作家、藝術家（布萊希特、茨威格、格羅茲、迪克斯）、演員、歌手、舞蹈家、音樂家和作曲家（黛德麗、彼得·洛、林雅、貝克爾、庫特·威爾、勳伯格），戲劇導演和電影導演（皮斯卡托、萊因哈特、茂瑙、維內、弗裏茲·朗）。這個“新西區”成為柏林20世紀20年代文化浪潮的驅動力。其爆炸性能量進一步刺激並折射了一個壓倒一切的、迫切的變革欲望。這種變革欲望表現於日漸動蕩的社會和政治圖景，先由毀滅性通脹點火，然後是1929年華爾街崩盤之後金融風暴的火上澆油。一戰之後緊隨德國多年的政治動蕩，如今再次出現。法西斯分子、共產主義者和警察在柏林街頭暴力衝突不斷。隨著經濟開始崩潰，失業人數火箭般上升。到了30年代初，德國的民主製度遭到嚴重破壞，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勢力，幾年前根本無任何政治影響力，如今真有可能掌握極權。
很大程度上，生活在俄羅斯流亡社群圈中的納博科夫夫婦，遠離了這些動蕩。選帝候大街非常“俄羅斯化”，有俄羅斯人開的書店、咖啡館、酒吧、餐廳和劇院（包括格羅茨街著名的藍鳥藝術團，他們上演了納博科夫和朋友伊萬·盧卡斯寫的小品）。來自俄羅斯文藝界的名人要麼住在柏林，要麼頻繁光顧：如作家和詩人——帕斯捷爾納克、高爾基、蒲寧、愛倫堡、馬雅可夫斯基、舍斯托夫和什科洛夫斯基；戲劇導演和電影製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霍德、愛森斯坦；藝術家、歌手、舞蹈家和音樂家——夏加爾、康定斯基、查理亞平、帕芙洛娃、霍洛維茨和亞季戈爾斯基。1920年初，安德烈·別雷到訪了夏洛滕堡後，說它是“昨日俄羅斯文化的溫室”：
在柏林這一個區，你會見到多年沒見的人，更別提經常碰到熟人；你見到莫斯科的人和聖彼得堡的人，見到巴黎來的俄羅斯人，見到布拉格、甚至索非亞和貝爾格萊德來的人；……如果碰巧聽到有人講德語，你會很困惑：怎麼回事兒？德國人？他們在“我們”城市有何貴幹？
納博科夫在帕索爾大街租的房子下麵就是一家俄羅斯餐館，旁邊的一道門是柏林最大百貨商場（西方百貨公司）的入口。順著街再過幾道門，就是西方圖書大樓，裏麵有大量的俄文圖書，經常可以發現納博科夫在那裏隨意翻閱。3每隔一周，在不同的咖啡館和公寓，他會參加文學圈子聚會。這些聚會是尤裏·艾亨瓦爾德和賴薩·塔塔裏諾夫發起的，閱讀和討論新作，包括蘇聯作家紮米亞京、皮涅克、阿廖莎、格拉特考夫和左琴科的作品。納博科夫也經常在俄羅斯作家和新聞工作者聯合會舉辦的讀書會和慈善晚會上露麵。盡管困居柏林，他甚至能間接地追求自己對鱗翅類昆蟲學的愛好。1926年春，他開始造訪達勒姆昆蟲研究所的莫爾特雷奇。這位俄羅斯科學家“把蝴蝶知識講得非常精彩、動人、浪漫”。這期間，納博科夫在鱗翅類收集上的斬獲卻很少，隻在夏洛滕堡火車站附近的樹幹上捕捉到一隻十分珍稀的飛蛾。 他也有機會放縱另一大愛好，下國際象棋；在一次公開賽上，他先後與兩個大師過招，其中一局對壘了四個多小時。是年秋，他接受了群眾劇團的委托，創作一出新劇《蘇聯來客》，該劇在次年四月上演。他利用晚上寫作，白天則為《舵》寫詩評，做英語和法語家教，做網球教練。薇拉找了份翻譯和打字的工作。他後來回憶說，1926年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時光之一”。
然而，納博科夫夫婦認為，柏林是“一個可怕的死胡同”。納博科夫向薇拉抱怨，“聽到德語就惡心”。 他們本打算在1932年底離開柏林，但在1933年，希特勒政權出台了第一個反猶法令，使薇拉成為潛在的迫害對象，他們依然沒走。1934年，兒子德米特裏出生。德國的局勢讓人“惡心”。與許多其他流亡者一樣，納博科夫“深信”，“十年內，我們都會回到一個好客的、充滿悔悟的、各民族雜糅的俄羅斯”。
納博科夫曾說，他“戴著太空頭盔穿越生命”。他在自己的創作、個人生活和廣闊的俄羅斯社群中找到了安全。有了這份安全，即便離更廣闊的世界的憂愁隻有一步之遙，他也能夠生存。像他的流亡同胞一樣，他覺得自己生活在一個“虛幻”都市裏，生活“在完全不重要的陌生人中間”，他們如同“剪下來的玻璃紙人物一樣平麵透明”。然而，這些平麵透明的人物卻能夠帶來“可怕的震驚”，赤裸裸地提示“誰是無形的俘虜，誰是真正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