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洛伊認為，人的“精神病態雷達”經過長期進化會練就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病態思維，肯特·貝利也認為具有殘暴掠奪本性的原始人類具有病態特征。但如果是這樣，從達爾文進化論的角度看，在群體的自然進化過程中，病態特征應該是雙方作用的結果，不可能單方麵形成。群體中那些性情更加平和的成員會聯係起來形成一種隱性的神經監視機製，這種機製使得一旦某位成員感知到危險或者威脅，他就會發出信號和危險警示。這樣，憑借這種隱形的預警係統，他們可以迅速避開危險。
安傑拉·布克對受攻擊的受害者的研究和我本人對紅手帕問題的調查證實，這一機製可以準確解釋梅洛伊實驗中的性別和身份差異問題。就如一個陰險的情緒識別師，精神病態者非常擅長在深奧的“低音階”中嗅出受害者的弱點。根據達爾文進化論的觀點，女性在身體上的脆弱性使得她們在麵臨危險時會更緊張，從而更快地做出反應。同理，心理素質低的專業人員也是如此。
這當然隻是一種假設。你越感覺到威脅，你遇到危險的風險就越大，加強安全保護就顯得越重要。
當然，在我們祖先生活的混沌時代，冷酷無情的獵人更深諳黑暗捕食之道，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那些擁有預警能力的獵人是否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精神病態者，還有待商榷。要確定這一點，最大的阻礙就是我們尚且不能真正了解精神病態者的內心。
也許你也想到了這一點。在原始時代，收獲最豐富和狩獵技術最高超的獵人，並不是最嗜血和最強勢的人。相反，他們最冷靜，心思最敏銳。他們能夠感受獵物的心思，看透獵物的內心，能夠準確地預測出獵物構思巧妙的躲避路線和逃跑計劃。
要想弄清個中緣由，隻需觀察一下嬰兒蹣跚學步即可。直立行走讓人具備了流線型的形體，預示著人能夠更高效地移動，也使得我們的祖先擺脫了四肢爬行的局限，能夠更長時間地從事捕獵活動。
但是根據人類學的研究，“窮追狩獵”也有其局限性。比如羚牛和羚羊輕輕鬆鬆就可以跑過人類，在地平線上消失得無影無蹤。但是如果你能夠通過觀察它們奔逃時留下的線索或者猜測它們的心思準確地預測出它們要去哪兒，那麼你的速度就可以比它們快，這樣在某種程度上你就可以提高生存概率。
所以如果“捕食者”具有很強的共情心，他們怎麼可能是精神病態者呢？如果對於大多數人都讚同的一件事，精神病態者無動於衷，嚴重缺乏對他人的理解，那麼這兩個看似矛盾的問題我們該如何解決？對此認知神經科學也許能夠提供一點兒幫助，隻是還需要借助一點兒倫理學知識。
他們不在乎世界的邏輯
美國哈佛大學心理學家喬舒亞·格林（Joshua Greene）曾觀察過精神病態者是如何解決道德兩難問題的。我在2001年寫的一本書《你不可不知的說服心理學》（Split-Second Persuasion）中曾提到過一些格林無意中發現的有趣結果。比如，共情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概念，而是具有雙重特質，存在兩個截然不同的“版本”：一為理性版，一為感性版。
已故哲學家菲莉帕·富特（Philippa Foot）最先提出下麵這個道德難題（案例一）：
一輛火車沿著軌道飛馳。在它將要經過的路線上，有五個人被困在軌道上無法逃身。幸好你可以扳動方向閘，讓火車駛入另一條支線，從而避開這五個人。然而另一條支線上也有一個人，這樣做要付出的代價是那個人將死於非命。那麼你該不該扳動方向閘呢？
在這樣一種場合下，大多數人都能比較容易做出決定。雖然扳動方向閘的後果算不上好，但功利主義的選擇犧牲了一個人卻保全了五個人，也算是下簽中的上上簽了，對不對？
現在來看看下麵這個稍加改動的道德兩難問題（案例二），它是哲學家朱迪思·賈維斯·湯姆森（Judith Jarvis Thomson）提出的。
同樣是一輛失控的火車沿軌道飛馳而來，同樣是五個人困在鐵軌上命懸一線。但這次你站在軌道上方的人行天橋上，身前有一位體形魁偉的陌生人。挽救那五個人的唯一辦法是把陌生人推下去。他掉下去後必死無疑，但他龐大的身軀可以擋住火車，從而讓那五個人逃過一劫。你應該推他下去嗎？
現在你或許會說，我們碰到了一個“真正”的兩難問題。雖然這個例子中的生死賬算起來與案例一完全相同（都是犧牲一條命挽救五條命），但這次做出抉擇我們更謹慎緊張。原因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