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認為他找到了答案：與大腦中的不同區域有關。他認為，案例一屬於“與個人感情無關”的道德兩難問題，它涉及的大腦部位是大腦前額葉及後頂葉皮層（特別是前扣帶回皮層、顳極和顳上溝）中主要與冷靜的客觀體驗有關的部位，也就是主要負責推理和理性思維的部位。而案例二則屬於“與個人感情有關”的道德兩難問題，它猛烈衝擊大腦的情感中心大門——杏仁核，在這個部位掀起軒然大波。
同絕大多數普通人一樣，精神病態者在遇到案例一中的道德兩難問題時，都相當幹脆利落。然而重點在於對待案例二中的問題，精神病態者與普通人完全不一樣，他們會毫不猶豫、泰然自若地把那個胖子推下橋去，連眼睛也不眨一下。
這一行為上的差異也在大腦中清晰地反映了出來。當麵臨與個人感情無關的道德兩難問題時，精神病態者與正常人的神經元激活模式基本上是一致的，然而，一旦涉及個人感情，二者的反應就大相徑庭。
想象一下，我把你推入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儀 ，然後向你提出這兩個道德難題。當你在感情與理智之間掙紮的時候，我會從大腦成像圖上觀察到什麼呢？當問題從與個人感情無關轉向與個人感情有關的那一刻，我會看到你的杏仁核及相關的大腦回路亮起來，就像賭博機上那些閃爍的燈一樣。換言之，我會看到感情起作用了。
然而對於精神病態者，我隻會看到一片黑暗。仿佛空蕩蕩的神經元賭場大門緊閉，已被廢棄。當道德兩難問題的性質從與個人感情無關轉向與個人感情有關時，精神病態者完全不為所動，心中不會掀起一絲波瀾。
對裏德·梅洛伊和肯特·貝利這樣的理論學家來說，區別出了“熱的”共情和“冷的”共情——我們觀察別人時“感受到”別人的感受和冷冰冰地對別人的感受進行機械、客觀的推算——之間的差別，不啻為一個好消息。前者過於感性，精神病態者可能在這方麵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是到了後一種情況，起決定作用的就是“理性”而不是“感性”了：需要做出客觀、冷靜判斷；問題的解決依賴於符號處理，而不是情感共生——這也是老練的獵人和讀心者都具備的認知技能。不僅在自然界中如此，在人類的競技場上也是一樣，但精神病態者活在他們自己的世界裏。他們隻憑借一個共情引擎，就能比擁有兩個共情引擎的人飛得更好。當然，這隻是他們具有超強說服力的原因之一。
對羅賓·鄧巴來說，區別出“熱的”共情和“冷的”共情當然也是好消息。如果他不是在研究狂武士，你有時候能在莫德林學院（Magdalen College）的教員辦公室裏找到他。一天下午，在一間橡木凹室裏，我們一邊吃茶點，一邊環視四周的回廊。我跟他講了火車實驗及其所顯示出的精神病態者和正常人之間的大腦差異，他對這個結果一點兒也不感到意外。
“在公元8世紀到11世紀，維京武士大受歡迎。而狂武士也不是好惹的，不過他們不會做什麼有損於他們聲譽的事。他們也有自身的職責，即比一般的維京武士更殘酷無情、更冷血，因為他們本來就是這樣的。如果給狂武士的大腦連接上腦部掃描儀，向他們提出火車難題，我很確定，得到的結果會與精神病態者的完全一樣。那個被推下天橋的大胖子注定會名垂千古。”
我在一塊司康餅上塗了點兒黃油。
“我認為，每個社會都需要一些特別的人，來為另一些人收拾爛攤子，”他繼續說道，“有些人並不害怕做艱難的決定、問讓人不舒服的問題。他們甘冒風險。曆史賦予這些人的使命決定了他們並不會成為你想坐下來一起喝杯下午茶的人。你要不要來點兒黃瓜三明治？”
哥倫比亞大學的丹尼爾·巴特爾斯（Daniel Bartels）和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的戴維·皮薩羅（David Pizarro）也完全讚同這種觀點，他們還拿出了研究結論來證實這一點。研究顯示，90%的人都會拒絕將陌生人推下天橋，雖然他們很清楚隻要克服了自己的道德潔癖，死亡人數就會隻有原來的1/5。還有10%的人是沒有道德潔癖的少數派，他們主宰他人的生死卻少有悔意。這不擇手段的少數派都是些什麼人？
為了弄清楚這一點，巴特爾斯和皮薩羅向200多名學生提出了火車問題，讓他們按照4個等級對是否支持將那個胖子推下天橋打分，看他們有多“功利”。另外，這些學生還要回答一係列人格測試題目，用以測量正常情況下他們的精神病態水平。其中包括諸如此類的說法：“我喜歡看打鬥場景”和“控製他人最好的辦法就是投其所好”（同意或不同意，按照1~10打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