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爾斯和皮薩羅很想知道，精神病態和功利主義，這兩者之間會不會有所關聯。答案是肯定的。他們的分析顯示，用功利主義的方式解決火車問題（將胖子推下天橋）和一種重要的病態人格類型有非常顯著的關聯。至少根據羅賓·鄧巴的預測，從金錢方麵來考量，還是很劃算的。然而，就功利主義的傳統觀點而言，還存在一定的疑問。從總體上看，傑裏米？邊沁（Jeremy Bentham）和約翰？斯圖爾特·米爾（John Stuart Mill）這兩位19世紀確立了功利主義理論的英國哲學家，通常都被視為好人。
“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乃是道德與立法之根本。”這是邊沁的一句名言。
而繼續深入研究，一個更棘手、更怪異、更黑暗的畫麵就會出現——這是一種最殘酷的選擇，一種危險的道德激流。例如，起草法律、發掘其中的道德準則都不可避免地會嚴重損害他人的利益。即使是簡簡單單的彩票抽獎，某些團體或組織也要為了“更大的利益”勒緊腰帶。可是誰有資格來決定這一切呢？巴特爾斯和皮薩羅或許已經在實驗室裏找到了一種理想模式。在日常生活中又該怎麼樣呢？精神病態者才真正有用武之地？
什麼決定了你坐頭等艙還是經濟艙
需要具備哪些條件才能在某一行業中取得成功？盡職盡責，努力工作？這似乎不是成功的關鍵因素。在法律界、商界以及你想要奮鬥的任何一個領域中，要想有所建樹，除了具備各種必需的專業才能外，你還應該具備一些特殊的個性素質。
2005年，英國薩裏大學（the University of Surrey）的貝琳達·博德（Belinda Board）和凱塔琳娜·弗裏鬆（Katarina Fritzon）進行了一項調查，試圖弄明白究竟是哪些因素使得商界領袖不同凡響。她們想弄清楚，決定某個人是坐頭等艙還是坐經濟艙的關鍵個性要素有哪些。
博德和弗裏鬆考察了三類群體——企業主管、精神病態者和住院刑事犯人（包括精神病態者以及其他精神疾病的患者），並比較他們在接受心理分析測試時的表現。
她們的分析揭示，精神病態的許多要素，比如魅力十足、以自我為中心、具有非凡的說服力、缺乏共情能力、獨立、專注等，在企業主管身上其實比在精神病態的犯人身上更為常見。這兩個群體的主要差別在於，精神病態的犯人身上的那些“反社會”要素，即無法無天、暴力、衝動等特質的旋鈕被調到了更高的位置上。
其他研究似乎也證實了這個“混音台”理論：功能正常型精神病態與功能失常型精神病態之間的界限，與精神病態的諸種特質是否存在無關，而與這些特質的程度及其相互混搭的方式有關。悉尼麥誇裏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的穆罕默德·馬哈茂德（Mehmet Mahmut）及其同事不久前證明，犯罪型精神病態者與非犯罪型精神病態者的大腦功能失常模式，即他們在做出決策時，情感輸入的前額葉皮層的功能模式之間的差異僅在於量的不同，而沒有本質的區別。穆罕默德認為，此發現意味著這兩組人不應被視為截然不同的兩類群體，而應被視為同一大類下的不同小類。
我做過一項與此類似但簡單得多的研究。我請一個班級的大一學生想象自己是職業介紹所的經理，我對他們說：“不留情麵、無所畏懼、無視道德、魅力非凡而且專注，假定你的某位客戶具有這些性格特征，你覺得他適合做哪種工作？”
學生們的回答頗具洞察力，其中有精英也有罪犯，包括CEO、間諜、外科醫生、政客、軍人，乃至連環殺手、刺客、銀行劫匪等。
“智力隻是助你坐上第一把交椅的兩個法寶之一，”一位事業有成的CEO告訴我，“記住，人們把成功比喻成難啃的硬骨頭是有道理的。通向巔峰的道路非常艱難。如果你善於借助他人之力，攀上頂峰會容易一些。如果你認定這一點的話，那攀登起來就更容易了。”
倫敦最成功的風險投資人之一喬恩？莫爾頓（Jon Moulton）對此表示讚同。他在不久前接受《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的采訪時，把決斷力、好奇心還有鎮定列為他成功的三大法寶。
頭兩項素質的價值不言自明，但鎮定真有那麼重要嗎？莫爾頓解釋說，鎮定的最有力之處在於，“它會讓你在別人輾轉難眠之時安然入睡”。
如果說精神病態者的這些特征能夠助商界人士一臂之力，這並不出人意料，那麼這種優勢在太空中又會有怎樣的表現呢？你可能會認為如果把精神病態者送上太空，別說讓他們發揮在地球上的優勢了，那時他們嚇都嚇破膽了。你興許也認為，相對於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獨有的讓人望而卻步的宇航員選拔標準，精神病態者擁有的“優勢”特征根本是無稽之談。但我曾經聽過的一個故事形象地解釋了在某種特定的情況下，精神病態特征中的冷漠、超然確實具有優勢，這在羅伯特·黑爾的腦部掃描中顯示出來過。神經外科醫生詹姆斯·傑拉蒂那種缺乏人情味的專注和絕對的超然，有時不僅僅預示著能夠在會議室、法庭和手術室中取得成功，而且在另一個世界裏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