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胡誌明率越南政府代表團訪華到達北京。一直到7月7日，毛澤東主要忙於外事活動，無暇過問合作社之事。
7月9日，劉少奇打電話給毛澤東的值班秘書，說鄧子恢對農業合作化問題有些意見，跟他說了，他準備向毛澤東談談，並建議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讓鄧子恢參加。7月10日，毛澤東和劉少奇單獨進行了一個小時的交談，對合作化問題交換了意見。
7月11日中午十二時到下午十八時許，毛澤東在頤年堂召集鄧子恢、廖魯言、劉建勳、杜潤生、陳伯達、陳正人、譚震林七人談話。鄧子恢做了檢討，同時解釋：“主席啊，我沒有說過‘砍’合作社。”毛澤東說：“你沒有說過‘砍’合作社，那我就放心了。我的話說得挖苦一些，沒有別的意思，就是希望你們今後注意。”會談結束，毛澤東還留大家吃了晚飯。那次談話給一些當事人留下這樣一種印象：毛澤東與鄧子恢和解了，似乎事情已經過去。但到了7月15日，鄧子恢又找劉少奇反映，還是堅持一百萬為好，不同意一百三十萬。這引起了毛澤東的強烈不滿，他告訴鄧小平：“鄧子恢的思想很頑固，要用大炮轟。”
7月18日，毛澤東致信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杜潤生，調閱四、五月間召開的第三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的全部材料，其中包括鄧子恢的總結報告。
為了摸清農村的情況，毛澤東派他身邊的幾名警衛戰士回到自己的家鄉去作調查，有河南的，廣東的，廣西的，湖南的。7月19日，毛澤東看了他們的報告，而且對每個報告都寫了一些話。例如關於廣西防城縣一個村的調查報告說，該村糧食問題的反映主要是叫苦，而這些叫苦的絕大多數是單幹的中農。據了解，十戶叫苦的中農中沒有一戶是真正的苦。報告又說，與防城相鄰的欽縣，遭受大旱災，糧食恐慌，每人每天隻能吃到一兩米，完全靠上山挖野生植物吃。毛澤東批道：“中農叫苦是假的。欽縣大旱災。”毛澤東還表揚了一個關於湖南寧鄉縣的調查報告，說：“此份報告寫得不錯。有分析，有例證。”
7月19、20、22日，毛澤東又連續三天，分三批聽取身邊警衛戰士回鄉探親的調查彙報，同他們座談。每一次彙報都在三個小時以上。毛澤東說：“我想的這個辦法實在好，通過你們和廣大農民聯係起來了，建立了關係。你們見到農村，我看到你們，就間接見到了農民，就離這麼遠(伸著三個指頭)。”
毛澤東一麵看戰士們寫的調查報告，一麵詢問情況，並同他們一起討論。彙報內容集中在三個問題上：糧食問題，合作社問題，基層幹部作風問題。他問一名戰士：“你家參加合作社沒有？參加了合作社以後有沒有時間回家幹活？你家是不是比過去好一點？”他說：“要分清中農多少，貧農多少，下次要調查他們的態度。”還說：“新中農思想起了變化，不願參加合作社，老中農願參加合作社。”彙報會開得生動活潑，戰士們無拘無束地把自己想講的話都講出來了，毛澤東從他們那裏獲得一些關於農村合作化情況的第一手材料。
7月31日，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舉行，毛澤東做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當時會議的氣氛是比較平和的，毛澤東作報告時也顯得輕鬆自如，批評“小腳女人”時還連說帶笑。可以想像，毛澤東十分自信地認為，他對農業合作化的形勢估計和指導方針是正確的，對“右傾錯誤”的批判也是正確的，對於指導合作化運動的一套政策和步驟已成竹在胸。
會後，鄧子恢曾找劉少奇，仍堅持自己的意見。劉少奇勸他：要正確對待主席的批評。
與鄧子恢多次反複爭論，說明當時毛澤東還是發揚了黨內民主，給了鄧子恢充分的發言權，但這次會議的結果，是將提出不同意見、主張在推進農業合作化的實際步驟和計劃上更穩當一些的鄧子恢等，說成是“站在資產階級、富農或者具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富裕中農的立場”。 這個報告的基本指導思想是批判“右傾”，這樣一來，黨內正常的意見分歧被歸結為方針路線之爭，認識上的不同看法變成階級立場問題。在這樣的政治氣氛下，不同意見就很難再發表，關於用十八年的時間完成農業合作化的進程，實行起來勢必要打亂；關於合作化由互助組到初級社再到高級社這種逐步發展的步驟，也難以保證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