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共聽取國務院三十四個部門的工作彙報，還有國家計委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彙報，曆時四十一天。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幾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在調查的基礎上，寫出了《論十大關係》。
1月12日21時，毛澤東回到北京。1月15日下午15時至19時，他在天安門城樓出席了“北京市慶祝公私合營全部完成、手工業改造全部完成、郊區農民全部轉入高級社的勝利大會”。 北京市各界二十萬人在天安門廣場隆重集會，慶祝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歡呼北京市率先進入了社會主義。同仁堂老板、北京市副市長樂鬆生向毛澤東呈送了喜報。
1955年到1956年初，全行業公私合營的改造高潮在全國蓬勃興起。1956年1月1日，北京市的私營工商業者提出了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的申請。到1月10日，僅僅十天時間，北京市的私營工商業就全部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
繼北京之後，在1個多月的時間內，上海、天津、廣州等全國各大稱呼司和五十多個中等城市，也相繼實現了全部私營工商業的全行業公私合營。
與此同時，個體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順利完成。在手工業改造過程中，也存在著要求過快，操之過急的偏差和問題，中央也做了一些糾正。1956年3月4日，毛澤東在聽取修理、服務行業關於集中生產、撤點過多，群眾不滿意的彙報時很不滿：“這就糟糕！提醒你們，手工業中許多好東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張小泉的剪刀一萬年也不要搞掉。我們民族好的東西，搞掉了的，一定要來一個恢複，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毛澤東的思想是複雜的，即使在他頭腦很熱的時候，他還會說出“要冷靜”的話。1956年1月20日，在中央的知識分子大會上，毛澤東再次提醒：目前高潮已經來了，應該給以支持，但是不可太過，要經常保持清醒的頭腦，努力做那些有根據可以做到的事，不要一味地鼓，不要去做那些沒有根據或者是做不到的事。[ 《楊尚昆日記》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30-231頁。]
1956年1月中旬，毛澤東從薄一波那裏聽說劉少奇正在聽取國務院一些部委彙報工作，立刻引起他的興趣。他對薄一波說：“這很好，我也想聽聽。你能不能替我也組織一些部門彙報？”
毛澤東的調查研究，從1956年2月14日開始，到4月24日結束。共聽取國務院三十四個部門的工作彙報，還有國家計委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彙報，曆時四十一天。在緊張疲勞的狀態下，度過了這難得又十分重要的日日夜夜。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幾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一起床，就開始聽彙報。每次都是四五個小時。地點在中南海頤年堂。周恩來除個別時候因事請假外，每次都來。劉少奇、陳雲、鄧小平有時也來參加。他們時而插話，發表意見。各部事先把彙報寫成書麵材料送給毛澤東。毛澤東聽口頭彙報時，不斷插話，提出問題，發表意見，進行評論。從毛澤東發表的意見和評論中，可以看出《論十大關係》形成的思想軌跡，可以看出他對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一些思考和見解。為了聽彙報，毛澤東還不得不改變長期養成的夜間工作的習慣。
到4月11日，三十四個部門的彙報結束了，整整用了三十五天。為了增加工業建設方麵的感性知識，結合聽彙報，從4月12日到17日，毛澤東又連續六天參觀了機械工業展覽。這個展覽設在中南海瀛台。展覽的規模不算小，幾乎占滿了瀛台幾個院落的所有平房。展室是古老而陳舊的，但展品則是現代的，代表當時中國一流水平的。內容很充實，使人開眼界，長知識。毛澤東每天下午來到瀛台參觀，少則一兩個小時，多則三個來小時，看得十分認真。有時不滿足於講解員的解說，找來一些有關的圖書和材料進一步鑽研。
從4月18日起，新的一輪彙報又開始了，是李富春向毛澤東彙報第二個五年計劃。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參加。24日結束，共六天。實際上，這是毛澤東向三十四個部門作係統調查的延續。前一階段是專業性的，這一階段是綜合性的，先分析、後綜合。每次彙報，毛澤東都有插話。他的認識在深化，在發展，進行歸納和理論概括的工作。《論十大關係》的完整思想已呼之欲出了。
4月24日，調查全部結束。這是毛澤東在建國後乃至在他一生中所作的規模最大、時間最長、周密而係統的經濟工作調查。 “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他對此深有感觸。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發表了《論十大關係》的講話。《論十大關係》重點討論經濟問題，同時也包括同經濟建設密切相關的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問題。毛澤東把這些問題，概括成十大關係，即：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係；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黨和非黨的關係；革命和反革命的關係；是非關係；中國和外國的關係。
《論十大關係》的發表，標誌著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開始形成一個初步的然而又是比較係統的思路。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在《論十大關係》發表的同時，毛澤東又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繁榮和發展社會主義科學文化事業的指導方針。
建國後，毛澤東曾在思想文化領域發起過幾場鬥爭。1950年底和1951年初，曾批判電影《武訓傳》。電影《武訓傳》寫的是一個真人的故事。主人公武訓，原是清朝末年山東堂邑縣的一個乞丐。他靠著乞討，籌款興辦義學，想讓更多的窮人家的子弟能夠讀書識字。
毛澤東對武訓很不以為然：“向著人民群眾歌頌這種醜惡的行為，甚至打出‘為人民服務’的革命旗號來歌頌，甚至用革命的農民鬥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所能
夠容忍的嗎？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汙蔑農民革命鬥爭，誣蔑中國曆史，誣蔑中華民族的反動宣傳，就是把反動宣傳認為正當的宣傳。”
對《武訓傳》的批判，在思想文化界開了用政治批判解決學術爭論的不好的先例。但當時在對人的處理上是比較慎重的。影片的導演孫瑜並沒有因此而停止他的工作。幾年以後，毛澤東還問趙丹：“孫瑜沒有安排好吧？”“你們兩個合作搞的電影《武訓傳》，曾受到批判，那沒有什麼，一個作品寫得不好，就再寫嘛，總該寫好它。”
之後不久，又發生了電影《清宮秘史》的問題，有人認為這部電影是“愛國主義”的，有人則批評它是“賣國主義”的。毛澤東對這部電影基本否定，但對《清宮秘史》沒有像對《武訓傳》那樣大張旗鼓地進行批判。
1954年10月，毛澤東從支持李希凡、藍翎合寫的《關於及其他》一文開始，發動了一場對胡適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批判運動。毛澤東認為，李希凡、藍翎批評俞平伯有關《紅樓夢》研究的文章，提出了在思想領域裏，用馬克思主義觀點還是資產階級觀點來指導社會科學研究的大問題，而不單單是一個純學術問題。從兩個青年人批評權威受到冷遇這件事，他還認為黨內存在著壓製新生力量的情況，覺得不能容許。
10月31日，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和文聯主席團聯合召開了有關《紅樓夢》事件的六次擴大會議，《文藝報》主編馮雪峰、副主編陳企霞都做了檢查。隨後，由周揚主持，一個大規模的批判胡適的運動也逐步展開。中國科學院、中國作家協會成立了胡適思想批判討論會，由郭沫若掛帥，茅盾、周揚、鄧拓、胡繩等人發動艾思奇、侯外廬、範文瀾、黃藥眠、馮友蘭、何其芳等文史專家，分別召集各學科的國內精英，批判胡適的哲學、政治、曆史觀、文學、哲學史和文學史思想，並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眾多文章。
1955年1月，毛澤東又發起了對胡風思想的批判。胡風是中國左翼文化陣營的一個代表人物，曾經受到魯迅的肯定。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他在文藝理論觀點上同黨內一些文藝工作者的意見分歧較大，爭論由來已久，新中國成立後也繼續存在。林默涵、何其芳在《文藝報》上公開批判胡風文藝思想，胡風寫了長達三十萬字的《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予以反駁。其中寫道，按照林默涵和何其芳的觀點，在讀者和作家的頭上都放著五把“理論”刀子：作家要從事創作實踐，非得先有完美無缺的共產主義世界觀不可，單單這一條就足夠把一切作家嚇啞了；隻有工農兵的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隻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創作；隻有過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隻有“繼承”和“發揚”“優秀的傳統”才能克服新文藝的觀點；題材有重要與否之分，題材能決定作品的價值……
1955年1月12日，毛澤東將胡風的文藝思想從“資產階級文藝思想”改為“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為後來的批判胡風運動定了基調。
對胡風的批判展開後，作家舒蕪交出了胡風在四十年代寫給他的一批信，這些信件使用晦澀的暗語，對一些黨和非黨作家不滿。毛澤東對這些材料作了強烈反應，最終將胡風及一些與他關係較近的文藝工作者定性為“反黨集團”。後來，胡風等人又被定性為“反革命集團”。
1955年5月18日，胡風被逮捕。1965年被正式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剝奪政治權利六年，在“文革”中又被改判無期徒刑。直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才得到徹底平反。
1956年4月25日至28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論十大關係》的講話。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正式宣布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出這一方針有個背景：1954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要編寫一部中國史教材，他們知道郭沫若和範文瀾對古代史的分期看法不一致。究竟采取哪一位權威的觀點呢？他們就向中宣部請示。陸定一認為，這是學術問題，應當由地下發掘的資料，由專家研究來確定，中宣部不能拍這個板。毛澤東很同意陸定一的觀點，他說：“中宣部如果去管這些事，請馬克思來當部長，恩格斯當副部長，再請列寧當副部長，也解決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