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或寒假，你如有可能，請到板倉代我看一看開慧的墓。
1957年春節，毛澤東的舊友李淑一給他寫了一封信。由此，引出了一段文壇佳話。李淑一和她的丈夫柳直荀都是毛澤東青年時代的革命同誌，他們彼此之間還曾有詩詞的過往。在艱苦的革命鬥爭中，毛澤東的妻子楊開慧和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均為革命事業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解放後，彼此間多年不通音訊的毛李再次建立了聯係。這年1月，毛澤東的十八首舊體詩詞在《詩刊》創刊號發表並被李淑一讀到，勾起了李淑一對許多往事的回憶。她在信中談及自己閱讀毛澤東詩作的感受，還提到了毛澤東青年時代為妻子楊開慧所寫的一首婉約詞作《虞美人》。時隔太久，李淑一隻能依稀記得開頭兩句，為此，她希望毛澤東能將這份早年愛情詞作抄贈於她。同時，李淑一附上了自己在1933年夏天悼念丈夫柳直荀的一首詞作——《菩薩蠻·驚夢》：
? 蘭閨索莫翻身早，?夜來觸動離愁了。底事太難堪？驚儂曉夢殘。 征人何處覓，六載無消息。醒憶別伊時，滿衫清淚滋！
毛澤東懂得李淑一的心意。他在5月11日回信：
淑一同誌：
惠書收到了。過於謙讓了。我們是一輩的人，不是前輩後輩關係，你所取的態度不適當，要改。已指出‘巫峽’，讀者已知所指何處，似不必再出現‘三峽’字樣。大作讀畢，感慨係之。開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寫了吧。有《遊仙》一首為贈。這種遊仙，作者自己不在內，別於古之遊仙詩。但詞裏有之，如詠七夕之類。
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廣袖，萬裏長空且為忠魂舞。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
暑假或寒假，你如有可能，請到板倉代我看一看開慧的墓。此外，你如去直荀的墓的時候，請為我代致悼意。你如見到柳午亭先生時，請為我代致問候。午亭先生和你有何困難，請告。
為國珍攝！
毛澤東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
信中，鑒於時代和身份的變化，毛澤東婉言謝絕了李淑一請他重抄舊作的建議。代以回贈的，則是一首集革命浪漫主義與革命現實主義於一體的，飽含濃情的新詞，後來發表時正式名為《蝶戀花 答李淑一》。舊人舊事，自然也勾起了毛澤東對往事的追憶。臨末，他特地囑咐李淑一代她為自己的妻子楊開慧掃墓，送上他的思念。
那首不肯抄給李淑一的《虞美人》，毛澤東一直記在心裏。他對自己早年的這首婉約詞作無比珍視，在他的生前，從未將其公開發表。很少有人知道，這首寫於1921年，定稿名為《枕上》的婉約佳作，毛澤東曾多次修改。直到1961年，距離寫作這首詞初稿創作四十多年後，他又一次將其謄寫並贈送衛士張仙鵬，囑其一定妥善保存。1973年冬天，八十歲高齡的毛澤東最後一次將其交付保健護士吳旭君用毛筆抄清保存，最後修定全文。詞曰：
堆來枕上愁何狀，江海翻波浪。夜長天色總難明，寂寞披衣起坐數寒星。 曉來百念都灰盡， 剩有離人影。一鉤殘月向西流，對此不拋眼淚也無由。
傅雷曾在一封家書中十分動情地述及他的感想：“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講話的邏輯都是隱而不露，真是藝術高手。”“他的胸襟博大，思想自由，當然國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會貫通了的人。”
1957年1月18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史稱“一月會議”。 毛澤東提出：（一）要準備少數人鬧事，搞所謂的大民主。對待大民主的態度應當是，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看他講什麼，做什麼。（二）對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要繼續思想改造。現在有一種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來，不敢去改造知識分子了。（三）百花齊放，還是要放。農民需要年年跟田裏的雜草作鬥爭，我們黨的作家、藝術家、評論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領域的雜草作鬥爭。
1957年1月7日，陳其通、陳亞丁、馬寒冰、魯勒四人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題為《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一文，對他們認為是違反黨的文藝政策的傾向，發表了批評意見。毛澤東後來多次批評這篇文章，說文章對形勢的估計是錯誤的，思想方法是教條主義、形而上學、片麵性的。
作家王蒙當時寫了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揭露了在黨政機關當時存在的官僚主義問題，遭到了一些人的圍攻。
2月16日，毛澤東在頤年堂召集中央報刊、作家協會、科學院和青年團的負責人開會，表述了自己的觀點：“有些同誌批評王蒙，說他寫得不真實，中央附近不該有官僚主義。我認為這個觀點不對。我要反過來問，為什麼中央附近就不會產生官僚主義呢？中央內部也產生壞人嘛！”“用教條主義來批評人家的文章，是沒有力量的。”他認為陳其通等人的文章和王蒙的小說被批評，反映出“我們對人民中的錯誤采取如何處理的方針，有大量的人是沒有弄清楚的”。[ 《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618頁。]
談及批判胡適的問題，毛澤東指出：開始批判胡適的時候很好，但後來就有點片麵性了，把胡適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後要寫一兩篇文章補救一下。對康有為、梁啟超也不能抹煞。還說：對思想上有嚴重錯誤的人，有敵對思想的人，也要團結他們，改造他們。
對於香花毒草的爭論，毛澤東認為：片麵的打，不能鍛煉出真正好的文學藝術。隻允許香花，不允許毒草，這種觀念是不對的。香花是從和毒草作鬥爭中出來的。香花與毒草齊放，“落霞與孤鶩齊飛”。
2月27日至3月1日，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召開。毛澤東在27日下午的會上，以“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為題發表講話，從下午十五時一直講到十九時。後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篇重要文章的雛形，在這次講話中基本得到了體現。
他提出了兩類矛盾：敵我之間的矛盾，人民內部相互之間的矛盾。“這兩類問題的性質不同，解決的方法也不同。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矛盾，人民內部的矛盾是非對抗性的矛盾。專政就是對付敵我之間的，就是壓服敵人。隻要不是敵人，那麼就是人民，在這個範圍之內就不是專政的問題，不是誰向誰專政的問題。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專政，因為這些人有言論自由，有集會自由，有結社自由，有遊行示威自由。所有這些是憲法上寫了的，這是民主的問題。民主是有領導的民主，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不是無政府主義的，無政府主義不是人民的要求。”
毛澤東認為：“在斯大林時期，他在很長的時期內把這兩類矛盾混淆起來了。我們在肅反工作中，也曾經並且常常容易把好人當作壞人去整，把本來不是反革命的懷疑他是反革命。但是我們有一條，反革命一個不殺。有了這麼一條，就保證在萬一錯了的時候，有挽回的餘地。”
他談到“大民主”：“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出來，有些人很高興，來一下大民主嘛！有一些同誌，有一些黨外朋友，他們搞不清楚大民主是對付敵對階級的。有人提出早一點取消專政。有人說民主是目的。我們跟他們說，民主是手段，也可以說又是目的又是手段。民主是屬於哪個範圍呢？屬於上層建築，屬於政治這個範疇。有人說外國的自由很好，我們這裏自由很少。我說，沒有抽象的自由，隻有階級的自由，具體的自由，抽象的、一般的自由，世界上就沒有那個東西。”
關於如何處理罷工、罷課、遊行示威請願這些問題，毛澤東認為：“這些鬧事，不能說主要是因為反革命，而主要是因為我們工作中的缺點，我們不會教育，不會領導。關於這個問題，我搞了四條辦法，大家看對不對。第一，克服官僚主義，適當地處理矛盾，使其不鬧；第二，要鬧就讓他鬧；第三，要鬧就讓他鬧夠；第四，除個別人以外，一般不要開除。”
這篇講話內容非常豐富，甚至涉及到計劃生育問題。他談道：“我看人類自己最不會管理自己。對於工廠的生產，生產布匹，生產桌椅板凳，生產鋼鐵，他有計劃。對於生產人類自己就是沒有計劃，就是無政府主義，無政府，無組織，無紀律。這個政府可能要設一個部門，設一個生育計劃部好不好？或者設一個委員會吧，節育委員會，作為政府的機關。”這番講話引起了全場大笑。馬寅初正是受了這個講話的啟發，開始研究人口問題。
2月28日整天和3月1日上午，全體與會人員分組討論毛澤東的講話，3月1日下午，李濟深、章伯鈞、馬敘倫等十六人做了書麵發言。毛澤東又針對發言中的一些疑問做了解釋。比如“大民主和小民主”，毛澤東進一步說：“現在工作方法已經改了，是小民主。但有些地方不實行小民主，任何民主都沒有，橫直是官僚主義。這樣逼出一個大民主來了，於是乎罷工、罷課。我們不提倡罷工、罷課，提倡在人民範圍之內的問題使用批評的方法來解決。如果個別地方官僚主義十分嚴重，在這樣一種範圍內允許罷工、罷課。我們把罷工、罷課、遊行、示威、請願等，看作是克服人民內部矛盾、調整社會秩序的一種補充方法。”
有人提出對“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講得不夠。毛澤東承認：“這講得對，這也是一種批評。前天沒有大講這個問題。什麼叫“長期”？就是共產黨的壽命有多長，民主黨派的壽命就有多長。”
他還談到擴大《參考消息》的發行範圍，準備從過去兩千份擴大到三十萬份，並且還讚成出《蔣介石全集》。他說：“要見世麵，要經風雨，不要藏在暖室裏頭，暖室裏頭長大的東西是不牢固的。”
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全國宣傳工作會議，而且破例地邀請黨外人士參加。會議首先聽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錄音，然後分組討論。毛澤東沒有馬上發表講話，而是利用會議期間先後召開了五個座談會，一邊了解情況，一邊發議論。
在3月10日的新聞出版工作者會議上，有人反映，現在報紙編出來群眾不愛看。毛澤東認為：“報紙是要有領導的，但是領導要適合客觀情況。群眾愛看，證明領導得好；群眾不愛看，領導就不那麼高明吧！”“報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對的，‘軟些，軟些，再軟些’就要考慮一下。不要太硬了，太硬了人家不愛看，可以把軟和硬兩個東西統一起來。”
有人問：魯迅如果活著會怎麼樣？毛澤東回答：“我看魯迅活著，他敢寫也不敢寫。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麵，他也會不寫的，但更多的可能是會寫。現在有些作家不敢寫，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我們沒有為他們創造敢寫的環境，他們怕挨整；還有一種情況，就是他們本身唯物論沒有學通，是徹底的唯物論者就敢寫。”[ 《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6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