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在報紙上如何開展批評，毛澤東指出：“對人民內部問題進行批評，鋒芒也可以尖銳。我也想替報紙寫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這個職務辭了才成。我可以在報上辟一個專欄，當專欄作家。文章要尖銳，刀利才能裁紙，但是尖銳得要是幫了人而不是傷了人。”他又一次強調：“現在搞大民主不適合大多數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對別人總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學、新聞等方麵，解決問題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個‘小’字，就是毛毛雨，下個不停。”
3月12日下午，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其中重點談到知識分子問題：“我國的知識分子大約有五百萬左右。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愛國主義者，擁護社會主義。許多人不讚成馬克思主義，不讚成社會主義，但是在外國人麵前他就表現為愛國主義者。同誌們都是做宣傳工作的，我們有一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任務。”
“國家隻存在三部分人，就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性質就是為工人、農民服務的。他們是腦力勞動的工人，是用腦子的工人。知識分子是舊社會留給我們的遺產。這幾百萬知識分子要先受教育。不是已經改造好了，不需要改造了。我看還要改造。大多數人是願意學習的。要在他自己願意的基礎上，有別人的好心幫助，而不是強製地學習。”
毛澤東將要在黨內進行整風的信息透露了出去：中央作出決定，準備今年就開始，先搞試驗，明年比較普遍地進行。黨外人士自願參加。整風的目的，就是要批評幾個東西：一個叫主觀主義，主要是教條主義；第二是宗派主義；還有一個是官僚主義。現在的情況是官僚主義相當嚴重。整風不用大民主，用小民主，在小組會上，是小小民主。要和風細雨，治病救人，反對一棍子打死的辦法。
毛澤東總結道：“百家爭鳴，說一百家，其實隻有兩家：無產階級一家，資產階級一家。說百家，無非言其多也。馬克思主義裏麵也有幾家，修正主義算一家，教條主義是一家。”
毛澤東又針對性地回答了一些問題。諸如就共產黨是否能夠領導科學這一問題，他如此闡述：“在現在這個時期，我看是又能領導又不能領導。在自然科學的這門學科、那門學科的具體內容上不懂，沒有法子領導。共產黨過去忙於階級鬥爭，一直到現在，階級鬥爭基本完結了，但還沒有完全完結，許多政治問題要它來處理。跟別的東西一樣，階級鬥爭也是學會的，我們是花了幾十年的功夫，從1921年起到黨的七大，花了二十四年，才使我們對階級鬥爭有一套科學，有一套根據馬克思主義原則、合乎中國情況的戰略、策略。學會自然科學可能也要這樣長的時間。”
參加這次會議，聽了毛澤東講話的著名作家和翻譯家傅雷，曾在一封家書中十分動情地述及他的感想：“毛主席的講話，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於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口氣，速度恰當，間以適當的pause（停頓），筆記無法傳達。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講話的邏輯都是隱而不露，真是藝術高手。”“他的胸襟博大，思想自由，當然國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會貫通了的人。”
毛澤東提前發動整風運動。對於知識分子，他再次強調：“百家者，兩家而已：資產階級一家，無產階級一家。知識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處在中間狀態的。爭鳴，就是兩家爭取這中間狀態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現在的知識分子是‘身在曹營心在漢’。他們的靈魂依舊在資產階級那方麵。”
4月7日下午，毛澤東乘飛機離開杭州回京。在飛機上他俯瞰古越大地，心旌搖動，回京後書寫了柳永的《望海潮》一詞。在這次視察途中，毛澤東發現最高國務會議上他“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人民日報》不宣傳，隻發了兩行字的新聞，沒發社論。反而是民主黨派辦的《光明日報》《文彙報》大鳴大放。他覺得很有問題，4月7日剛回京，就把胡喬木找去詢問此事。4月10日，又找《人民日報》總編、副總編談話，從中午12時三十五分到下午17時十分，長達四五個小時。
毛澤東嚴厲地批評陳伯達、胡喬木、周揚、鄧拓、胡績偉等人：“你們按兵不動，反而讓非黨的報紙拿去了我們的旗幟整我們。過去我說你們是書生辦報，不是政治家辦報。不對，應當說是死人辦報。你們到底是有動於衷，還是無動於衷？我看是無動於衷。你們多半是對中央的方針唱反調，是抵觸、反對中央的方針，不讚成中央的方針的。中央開的很多會議你們都參加了，參加了會回去不寫文章，這是白坐板凳。以後誰寫文章，讓誰來開會。”
對於知識分子問題，他再次強調：“現在對待知識分子的政策究竟是什麼？百家者，兩家而已：資產階級一家，無產階級一家。知識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處在中間狀態的。爭鳴，就是兩家爭取這中間狀態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知識分子的毛可以附在資產階級的皮上，也可以附在無產階級的皮上。現在應該附在無產階級的皮上。現在的知識分子是‘身在曹營心在漢’。他們的靈魂依舊在資產階級那方麵。”[ 《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638頁。]
4月25日淩晨，毛澤東在遊泳池同彭真談了對整風指示稿的修改意見。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5月1日，這個指示在《人民日報》發表。全黨整風開始了。直到3月底，毛澤東還講：“整風是今年準備，明年、後年推開。僅僅過了一個月，整風運動就開始了！”
這一個月裏，毛澤東的思想是怎樣發生了如此大的變化？《人民日報》不宣傳他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可能是最直接的因素，但僅僅這一件事，恐怕也不至於使他的思想有如此巨大的變化。他的衛士長李銀橋後來回顧這段曆史，認為毛澤東在1956年下半年後，性情明顯變得容易急躁了。當時國際上發生的波匈事件和蘇聯政局陰晴不定，國內發生的一些罷工罷課、遊行示威事件，以及他與黨內一些領導人在“冒進”與“反冒進”問題上的意見分歧，都促使了他的這種變化。
從1954年開始，毛澤東發動八三四一部隊的警衛戰士利用探親回家的機會搞調查研究，再向他彙報，反映出他渴望了解基層真實情況的迫切心情。在“整風”開始前，毛澤東的許多次講話，都表明他當時對國際國內的政治形勢的判斷和認識，準備采取的方針政策是基本正確的，但思想同“八大”時相比，還是有了明顯的變化。
而接下來的政治形勢發展，出乎他的意料，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4月30日，毛澤東在北京中南海頤年堂召開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二次（擴大）會議，議題就是關於全黨的整風運動。出席會議的有黨和國家領導人、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無黨派民主人士，共四十四人。
“凡是涉及到許多人的事情，不搞運動，搞不起來。需要造成空氣，沒有一種空氣是不行的。現在已造成批評的空氣，這種空氣應繼續下去。”他當時的想法，是讓民主黨派先來幫中國共產黨整風，所以提出讓民主人士“有職有權”：“過去是共產黨員有職有權有責，民主人士隻有職而無權無責。現在應是大家有職有權有責。現在黨內外應改變成平等關係，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職有權。以後無論哪個地方，誰當長的就歸他管。”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表示：明年二屆人大，一定辭去國家主席，減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問題。這是他第一次向黨外人士透露自己即將辭去國家主席的想法，引起了一些震動。第二天，陳叔通、黃炎培就聯名寫信給劉少奇和周恩來，不同意毛澤東辭去國家主席職務。他們還提出修改憲法的問題，建議在國家主席“任期四年”以下，加一句“連選不得超過兩任”。毛澤東在信後寫了一段批語，表示讚同兩位民主人士的意見，並進一步闡明不再繼續擔任國家主席的理由。
毛澤東表示：維係人心的個人威信不會因不連任國家主席而有所減損；事前可以在人民中展開討論，說明理由；國際間造謠“造一陣謠言，真相自明，謠言便息”。他將這封信連同自己的批語一並送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彭真等同誌看，再次表明自己辭去國家主席的決心絕不會動搖。
毛澤東原來估計，由於中國共產黨的崇高威望和治國業績，中國不會發生像匈牙利事件那樣的嚴重情況。但是，對於公開鳴放中會出現這樣一種局麵，他是完全沒有料想到的。這使他感到震驚，從而對形勢作出了與原來不同的嚴重估計。
5月8日至6月3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受中央委托，在全國政協禮堂舉行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征求對統戰工作的意見。
5月8日，第一天。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鈞在發言中說：“在非黨人士擔任領導的地方，實際上是黨組決定一切，都要黨組負責。既然要黨組負責，就不能不要權，這就是形成非黨人士有職無權的根本原因。”民主建國會副主任委員章乃器提出了“黨黨相護”的問題：“現在有一部分黨員，黨內一個是非，黨外一個是非，把‘黨黨相護’當作黨性。”
第二天，上海《文彙報》刊登了他們的發言，在社會引起較大反響。
5月9日，第二天。民主建國會副主任委員胡子昂提出了黨群關係“敬而不親，親而不密”的問題；民主建國會副秘書長譚誌清和閔剛侯都對統戰部“統上不統下”提出批評；民革中央常委王昆侖認為統戰部“統上不統下”固然是事實，“上”是不是都統夠了，也是個問題。
5月10日，第三天。民革中央常委邵力子批評了“以黨代政”的問題，但對黨組領導製度表示肯定。
5月11日，第四天。農工民主黨中央執行局委員王一帆，民革副主席熊克武，民盟中央副秘書長、民建中央委員千家駒等人在會上發了言。他們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在其位不能謀其政”和對黨員幹部的提拔任用方麵，要求對黨組領導和幹部選拔製度作一些改進。致公黨和台盟還對統戰部提出批評，認為統戰部對這兩個黨派重視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