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寧會議”上，毛澤東對周恩來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
1月1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廣西南寧召開會議，史稱“南寧會議”。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指出：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這是政治問題。首先要把指頭認清楚，十個指頭，隻有一個長了包。“反冒進”沒有搞清楚六億人口的問題，成績主要，還是錯誤主要？最怕的是六億人民沒有勁，抬不起頭來就很不好。右派的進攻，把一些同誌拋到了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隻剩了五十米。他把“反冒進”提到了政治高度，並與反右掛鉤，一下使會議的氣氛緊張起來。
為了特意突出講“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毛澤東把這個成語的出處、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賦》印發給大家看，告訴大家反冒進是隻講冒進的缺點，不講冒進的成績。在會議中他還當眾把柯慶施在上海市黨代會作的《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的報告拿給周恩來看，問周恩來是否寫得出來。周恩來說：“我寫不出來。”毛澤東反問道：“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周恩來和在場的副總理們坐臥不安。
毛澤東以治理淮河為例，六七年花了十二億人民幣，隻搞了十二億土方。安徽今年已經搞了八億土方，再搞八億土方，不過花幾千萬元。看是冒進好，還是反冒進好？最怕的是六億人民沒有勁，抬不起頭來。
毛澤東提出要破暮氣，講朝氣：“暮氣，就是官氣，我們都相當地有一些。世界大發明家，往往不是大知識分子，都是青年。王弼二十二歲死，顏回活了三十二歲，‘後生可畏’。周瑜二十幾歲、李世民十幾歲當‘總司令’。現在我們這一班人，容易壓製新生力量。要講革命朝氣，保持旺盛的鬥誌。”
周恩來隨後在大會上作檢討，對“反冒進”問題承擔了責任，承認反冒進是一個“帶方向性的動搖和錯誤”。劉少奇也做了自我批評。薄一波後來回憶：南寧會議在我們黨內是一個轉折，全局性的“左”傾錯誤就是從這個時候迅速發展起來。
1月18日中午，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林一山和水利電力部副部長李銳被專機接到南寧，參加晚上毛澤東主持召開的研究三峽工程的會議。林一山主張修建三峽大壩，李銳表示反對。毛澤東等領導人聽兩人作了口頭彙報，又讓他們各寫一篇文章。
1月21日晚，召開第二次研究三峽工程的會議。毛澤東稱讚李銳文章寫得好，意思清楚，內容具體，論點可以服人。又很不客氣地對林一山提出了批評，說他的文章大而無當，文理不通。他表示中央並沒有要修建三峽的決定，又想讓李銳當他的秘書。李銳以水電業務很忙為由推脫。毛澤東笑道：“兼職的嘛。”
1月23日，毛澤東乘飛機離開南京到廣州。26日，回到北京。
“成都會議”上，毛澤東提出講真話的“六不怕”：“不敢講話無非是：一怕封為機會主義，二怕撤職，三怕開除黨籍，四怕老婆離婚，五怕坐班房，六怕殺頭。”“我看隻要準備好這幾條，看破紅塵，什麼都不怕了。難道可以犧牲真理，封住我們的嘴巴嗎？
2月18日農曆春節，毛澤東在北京中南海頤年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他說這次會議就叫“團拜會”。除了繼續反冒進外，談到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毛澤東提出“虛君共和”：“我是曆來主張虛君共和的，中央要辦一些事，但是不要辦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同市去辦，他們比我們辦得好，要相信他們。現在的情況是下麵比較活潑，中央部門中的官氣、暮氣、驕氣、嬌氣就多些。我就有這麼個企圖，在南寧會議上，覺得要把這些氣革一下，要老百姓化，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資格出現。”
1958年3月4日上午，毛澤東乘坐“伊爾—14”飛機飛往成都，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經停西安加油，下午到達成都上空，隻見樹上、房頂上、牆沿上站滿了人，有的揮舞麻袋，有的搖晃竹竿，有的嗷嗷亂叫，有的敲鑼打鼓，熱鬧得不得了。原來他們正響應中央的號召在趕麻雀。
毛澤東下榻在成都金牛壩招待所。這次他隨身攜帶了幾大箱子書籍，到成都後，又叫秘書從省、市圖書館借來了許多有關四川的誌書，如《華陽國誌》《四川省誌》《蜀本記》，研究四川的曆史和文化。
5日下午，毛澤東坐車查看成都市容，在經過西城和南城的城牆外圍，看到靠馬路和城牆有不少破爛的棚戶，毛澤東的神情嚴肅起來：“你們這裏解放這麼些年了，還不能給群眾修些瓦房嗎？群眾住在這裏怎麼能休息？又怎麼能講衛生，消除‘四害’？”
汽車在城牆邊走了很長一段時間，毛澤東問：“這個城牆為什麼不拆除？”陪同人員答道：“在人民代表大會上議論過，有人提議拆，有人說這是文化，不能拆，要保留。”毛澤東表示：“為什麼不能拆除，北京的城牆都拆了嘛。這城牆既不好看又妨礙交通，群眾進出城很不方便。城牆是落後的東西，拆了後群眾方便交通，土可以作肥料，磚可以修房子，拆掉是先進，不拆是落後。”
7日，他參觀了杜甫草堂，毛澤東走進杜詩版本展覽室，看完明清和近世刻印的各種版本的杜詩後，他若有所思地說：“是政治詩。”參觀回來後，8日，他派人去杜甫草堂借閱了各種版本的杜甫詩集十二部一百零八本和楹聯五十餘種。在成都，他看了許多古人詩詞，包括好多明清詩人的作品，多有評注，興致盎然。
3月9日至26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成都召開，史稱“成都會議”。
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關於兩種個人崇拜的論點：“有些人對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裏，為什麼不崇拜呢？我們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觀存在的反映。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
毛澤東提出，十年或稍多一點時間趕上英國，二十年或稍多一點時間趕上美國，那就自由了，主動了。本來，提出十五年在鋼的產量上趕上英國，是有根據的，經過努力可以做到的。薄一波曾經總結：“十五年趕上英國，就鋼的總產量來說，也不能算是冒進。”“如果我們按1956年八大確定的指標和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辦事，不搞什麼‘大躍進’，那麼，我國1972年的鋼產量超過英國是綽有餘裕的。”訪蘇時毛澤東對外宣稱的還是“十五年”趕上英國，而三四個月後，已經被壓縮為“十年”。
這次會議上，一些地方提出了比較離譜的高指標，毛澤東有所顧慮，並未輕易相信。此時的毛澤東的頭腦，不能說很冷靜，但也並非多麼狂熱。隻是，他稍微的不冷靜，就可能導致下麵的狂熱，他鼓幹勁的話有市場，他讓大家冷靜的話，往往沒市場。而毛澤東又很擔心人民群眾的幹勁鼓不起來，重點還是講了很多鼓勁的話。
毛澤東說：“我們的同誌有精神不振的現象，是奴隸狀態的表現，像京劇《法門寺》裏的賈桂一樣，站慣了不敢坐。對於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創造出來的，不能抄書照搬。一有迷信就把我們腦子鎮壓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問題。”
毛澤東談到許多曆史人物，指出：不要怕教授。自古以來，創新思想、新學派的人，都是學問不足的青年人。孔子不是二三十歲的時候就搞起來？耶穌開始有什麼學問？釋迦牟尼十九歲創佛教，學問是後來慢慢學來的。孫中山年輕時有什麼學問，不過高中程度。馬克思開始創立辯證唯物論，年紀也很輕，他的學問也是後來學的。馬克思開始著書的時候，隻有二十歲，寫《共產黨宣言》時，不過三十歲左右，學派已經形成了。那時馬克思所批判的人，都是一些當時資產階級博學家，如李嘉圖、亞當·斯密、黑格爾等。“曆史上總是學問少的人，推翻學問多的人。”章太炎青年時代寫的東西，是比較生動活潑的，充滿民主革命精神，以反清為目的。康有為亦如此。劉師培成名時不過二十歲，死時也才三十歲。王弼注《老子》的時候，不過十幾歲，死時才二十二歲。顏淵死時隻三十二歲。青年人抓住一個真理，就所向披靡，所以老年人是比不過他們的。梁啟超青年時也是所向披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