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寧夏地方文化空前發展的時期，詩歌創作達到了曆史上空前的高度，出現了一批寧夏籍的詩人，創作了數量可觀的詩歌作品，尤其是富有地方特色的作品獲得了豐收。這是寧夏特殊的曆史條件造成的。北宋真宗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拓跋夏的首領李德明改懷遠鎮為興州，新築城池，開始建造宮室。李德明之子李元昊於北宋仁宗寶元元年（公元1038年）將興州改為興慶府，稱帝建立了大夏國，史稱“西夏”。從此把一個延續了189年的地方封建割據政權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中心固定於當時的懷遠縣這個古老的西北邊城，使一個縣的治所變成了西北邊地的中心城邑。在明代纂修的寧夏地方誌中雖然沒有關於元朝修葺這座邊城的文獻記載，但自南宋寶慶三年（公元1227年）至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的百餘年間，寧夏城一直是元朝的一個重要的軍事據點。曾先後設置西夏中興等路行尚書省、寧夏行中書省、寧夏路總管府，元末置寧夏行省。其治所始終在寧夏城，到明初，“寧夏”作為鎮城的名稱已經定型。明軍占據寧夏鎮城之後，置寧夏府，把寧夏地區的政治軍事中心確定在寧夏鎮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明軍放棄了寧夏地區，把當地的居民遷往陝西關中，使寧夏地區在西夏滅亡後，第二次成為無人區。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朱元璋命長興侯耿炳文之弟耿忠為指揮，率軍第二次進駐寧夏地區，立寧夏衛，理所駐寧夏鎮城。朝廷徙五方之民實之，在寧夏開始實行衛所製，進行軍屯。耿忠所率領的都是謫戍之人。以後又陸續有被貶謫的官吏到寧夏戍邊，這一部分人在明代的寧夏地方誌中稱為“流寓”。在這些“流寓”中有的工吟詠，有的以文學見長。自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以後，寧夏雖處在與韃靼、瓦剌對峙的前線，但並無大規模的戰事。當地駐軍的主要任務是防秋。軍隊的將校和流寓們平時常以酬答唱和形式吟詩作文，漸漸成為一種社會風尚。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明太祖朱元璋封其十六子朱栴為慶王，自慶陽徙寧夏韋州。洪武三十五年（公元1402年，實則為建文四年）慶王自寧夏韋州徙寧夏鎮城，並在寧夏鎮城建王府。朱栴本人出生在南京，自幼即開始接受係統的傳統文化的教育，天性英敏，文學博冾，長於詩文。到寧夏後，朱栴把主要精力放在讀書和吟詠為文方麵，在與軍政要員和朝廷派往寧夏行邊的使臣的往來中也多有詩詞題詠。由於慶王朱栴終生致力於讀書和詩文創作，也影響了子孫，以詩文見長遂成家風。慶王身邊的長史、紀善之類也多以詩文見長。
慶王朱栴是明朝初期寧夏地區詩歌創作的實際領軍人物。在他纂修的寧夏地區的第一部地方誌《寧夏誌》中收錄了不少詩作，使後人可以透過此書一窺明朝初期寧夏地區詩歌創作之一斑。在明代寧夏地區的守將、巡撫、鎮守內臣等，特別是明朝前期，寧夏地區的主要官員多有詩文在社會上流傳。他們的詩歌創作、流寓詩人的詩歌創作與慶王家族成員及慶府官員的詩歌創作共同構成了明朝初期寧夏地區詩歌創作的主流。他們的詩歌創作對明清時期寧夏的地方文化的發展，特別是詩歌創作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寧夏誌》保留了這一時期有代表性的詩作。
影響明代寧夏地方文化發展的另一個原因是自明朝初期開始，寧夏地方當局就對辦學比較重視。雖然這一時期寧夏的衛學是專為戍邊將士的子弟辦的，但對地方的教育事業的發展有明顯的帶動作用，促進了當地私塾的發展，促進了寧夏地方文化人才的成長，如纂修《嘉靖寧夏新誌》的胡汝礪、管律，纂輯《嘉靖固原州誌》的楊經以及多有詩文在社會上流傳的駱用卿、夏景芳、胡如輯、朱孟德、劉思唐等都是寧夏籍的進士。他們用自己的詩文創作推動了自明初開始形成的以詩歌為主要形式的地方文學的發展。正是由於明朝前期的寧夏地方文化的發展主要是靠從外地引進的人才，所以從地方誌中保留下來的明朝的詩文作品看，外地作者的作品居多，特別是詩歌作者的主力是從外地引進的人才。中國的詩歌到了明代已進入了完全成熟的時代，從表現形式和表現手法來看，已不存在寧夏本地詩人和外地詩人的差別了。但我們所說的詩歌已進入了完全成熟的時期是就全國的總的發展水平而言的。明初寧夏的人口構成是以移民為主的，社會生活的管理係統是軍屯的衛所製管理方式。雖然當時的詩歌創作也成為地方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卻缺少了地方文化的傳統，所以作為當時寧夏的地方文學的一種具體形式的詩歌，從任何一個方麵考察，在全國其他地方都是司空見慣的，在寧夏的地方文化中卻可能是新的文化現象。“寧夏八景詩”就是其中的一例。
“寧夏八景詩”之說，最早見於明初慶王朱栴所纂修的《寧夏誌》一書。在該書中收錄了慶王朱栴本人所撰寫的《西夏八景圖詩序》一文。慶王在這篇《序》中指出：“因古有八景詠題，又重而刪修之，曰：‘賀蘭晴雪、漢渠春漲、月湖夕照、黃沙古渡、靈武秋風、黑水故城、官橋柳色、梵刹鍾聲’。”這實際上是提出了一個“寧夏八景”的方案。慶王朱栴在該《序》中進一步指出：“隨題而賦之詩，以見風景之佳，形勝之勢，觀遊之美，無異於中土也。”肯定了在寧夏出現的“八景詩”在彰顯寧夏一方“風景之佳，形勝之勢，觀遊之美”方麵“無異於中土”。“中土”指“內地”，即中原地區。在這篇《序》中還明確指出，“八景詩”是依某地的八景而賦的詩，題材多為一地風景之佳、形勝之勢、觀遊之美，其形式多為絕句或律詩。在《序》後所附他以“寧夏八景”的名稱為題而賦的八首詩，這八首詩中有寫人文景觀的，也有寫自然景觀的。在這八首七律中具體地描繪寧夏地區的觀遊之美和中原地區的景觀沒有多大區別。朱栴用創作實踐證實了他的主張。體現了“隨題而賦之詩，以見風景之佳，形勝之勢，觀遊之美”的效果。在《寧夏誌》中收錄的三山陳德武的《寧夏舊八景詩序》是“寧夏八景”的又一個方案。他提出的“寧夏八景”是：黑水故城、夏台秋草、黃沙古渡、長塔鍾聲、官橋柳色、賀蘭晴雪、良田晚照、漢渠春水。這八景與慶王朱栴在他本人寫的《西夏八景圖詩序》中“又重而刪修之”的“寧夏八景”相比，僅有“賀蘭晴雪、黃沙古渡、官橋柳色、黑水古城”這四景是共同的。陳德武的《寧夏舊八景詩序》在寧夏的曆史上是一篇不可多得的詩話。其中最有價值的是關於“八景詩”的來曆和發展過程的介紹。他在《序》中寫道：“山川景物，在處有之，以人而重。《金華八詠》，沈休文倡之；《盛山十二詩》，韋德載首之；《虢州二十一詠》，韓退之和之。後以八景命題則無地無之。然不過寫風雲雪月之清奇，禽魚花木之閑麗，以泄其得喪哀樂之情也。”這段文字告訴我們，開寫“八景詩”之先河的詩人是南朝·梁的大臣、史學家沈約。他曾與謝朓等人開創“永明體”，講求聲律對仗，推動了詩歌的格律化。《金華八詠》作於南齊隆昌元年（公元494年），並題於玄暢樓。
故後人因之更玄暢樓為八詠樓。每個詠題均為五字。沈約的《金華八詠》是“八景詩”的開山之作。韋德載，即韋處厚，德載是他的字，唐朝的大臣。盛山在今重慶市開縣北。韋處厚常遊此山，並且作盛山十二景詩。唐韓愈為之序。韓愈字退之，唐朝文學家、哲學家。貞元進士，官至吏部侍郎。他大力提倡儒學，以繼承儒家道統為己任，開宋明理學之先聲。《虢州二十一詠》是韓愈所作的著名的寫景組詩。到了宋代，名畫家宋迪山作平遠山水畫，其得意之作有《瀟湘八景圖》：平沙雁落、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雪、洞庭秋月、瀟湘夜雨、煙寺晚鍾、漁村落照。後來名勝之地也多以四言之句稱其地之景物為“八景”。宋代以後的誌書為了宣揚家鄉名勝美景、炫耀鄉裏，一般都設“八景”之目，以“彰一方之盛”。在《寧夏誌》中還收錄了慶府紀善王遜所作總題為《舊西夏八景》的詩8首。這8首詩的題目是：《夏台秋草》、《漢渠春水》、《賀蘭晴雪》、《良田晚照》、《長塔鍾聲》、《官橋柳色》、《黑水故城》、《黃沙古渡》。王遜雖然沒有關於“寧夏八景”的言論，但他以《舊西夏八景》為總題目的做法表明了他的主張，即提出了他的關於“寧夏八景”的方案，並以他提出的八景景名為詠題賦詩8首。慶王朱栴、陳德武、王遜3人的詩從題目到題材都不完全相同，這也說明在明朝初期寫“寧夏八景詩”在寧夏地區已成為一種社會風氣。這些詩的特點大多以表達個人所好為主，並非都是“彰一方之盛”。這個特點反映了唐宋時期的“八景詩”的基本特點。朱栴在他纂修的《寧夏誌》中把明初寧夏地區引入“八景詩”的主要人物、理論研究概況、創作實踐和主要作品都收錄，因而給後世人研究明初寧夏地區的八景詩的發展提供了條件，準備了基本資料。這無疑是一項值得稱道的貢獻。慶王朱栴在他纂修的《寧夏誌》中提供了較全麵的資料，使我們在今天可以較全麵地研究明初寧夏地區的“八景詩”創作的早期概況及對地方文化發展的影響。
在嘉靖時期，寧夏籍進士胡汝礪、管律纂修了《嘉靖寧夏新誌》。在這部誌書中設《景致》之目，“寧夏八景”正式成為寧夏地方誌的組成部分。該誌列出了“賀蘭晴雪、漢渠春漲、月湖夕照、黃沙古渡、黑水故城、官橋柳色、靈武秋風、梵刹鍾聲”8處人文景觀和自然景觀，每處景觀都有簡要的說明，選錄一首或兩首描寫該景觀的五律或七律，“寧夏八景”的含義和作用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此“寧夏八景”有名有實，是有確定名稱的以具體的人文景觀或自然景觀為依托的代表寧夏地區的“風景之佳、形勝之勢、觀遊之美”的景致，從此有了社會公認的“寧夏八景”。寧夏的地方誌中有了固定的《景致》之目，在《嘉靖寧夏新誌》中還分別選錄了慶王朱栴、弘農王嘉齋、陳德武、紀善王遜的詩描繪各個景觀的佳美之處或主要特點。這個事實說明到了嘉靖時期寧夏八景的所指已基本定型。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完稿的《嘉靖寧夏新誌》設《景致》之目，實際上是確認了“寧夏八景”的具體名稱。該誌確認的“寧夏八景”在社會上的影響極大，所選的詩也備受讚揚。在200多年後的清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5年）由時任寧夏知府趙本植的家庭教師汪繹辰草成的《銀川小誌》摘錄了《嘉靖寧夏新誌·景致》的大部分內容，列出了“夏州八景”，對“賀蘭晴雪”作了較詳細的說明：“初秋至仲春微雨即成雪，雪積在山，日照不融，山頭常如披絮”。將“梵刹鍾聲”的原解說“指承天寺言”改為“承天寺鍾樓”。這兩處修改說明《銀川小誌》的編修者依據自己的觀察結果而寫了說明。反映了後代人對前人描繪的景觀的認識的深化，也反映了誌書中所記載的人文景觀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有所變化。這個事實也說明誌書中所記載的某地區的景觀不是一成不變的。
朝代的更迭對社會生活必然產生深刻的影響，重大的自然災害
也會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改變自然景觀，對社會生活產生巨大的影
響。“寧夏八景”的變化也帶著深深的時代烙印。清王朝的建立對寧夏地區社會生活的影響，首先是使寧夏地區由明代的邊防前線變成了遠離前線的大後方，社會生活的管理係統脫離了軍屯的衛所製格局。因此在明代的詩歌創作中的那種多以邊塞軍旅生活內容為題材的詩作在清代已經很少見了，代之而起的是表現農業生產活動和水利建設的詩作大量出現。社會生活組織由明代的衛所製變成了清代的行政管理機構——府縣製。這一變化最直接的表現形式是府縣有了明確的管轄範圍。在清代寧夏作為“府”一級的政區單位，它的範圍十分明確，因而“寧夏”這個地名的含義也變得具體而明確：一是指“府”的治所，即府城，它是府一級的各種行政管理機構的駐地；二是指“府”這一級政區管理機構的管轄範圍。這種管轄範圍的變化又直接影響到“寧夏八景”所依托的人文景觀和自然景觀。如在明代流行的“寧夏八景”中有“黑水故城”一景，所依托的人文景觀是南北朝時期的赫連勃勃所築的統萬城，雖遠在今陝西省橫山縣的白城子，但在赫連勃勃割據時期今寧夏與陝北地區是統一的整體，站在曆史的高度看待這個問題，是可以說得通的，用清代人的眼光看待，黑水故城和寧夏地區自然是毫不相幹的，當然不能列為寧夏一景。清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始任寧夏巡撫的黃圖安曾續題“寧夏八景”，但影響不大。雖然擬定了“寧夏八景”的景名，但在清《乾隆寧夏府誌》中卻隻收錄了黃圖安本人依自己所定的詠題寫的3首詩。在清《乾隆寧夏府誌》中設《名勝》之目，係統地介紹了自明代至清乾隆時期“寧夏八景”在不同曆史時期的具體名稱。對《改定“朔方八景”》詳加解說，每處名勝都明確所在地址、景觀特點。還分別介紹了“靈州八景”、“韋州四景”、“中衛十景”及改定的“中衛十二景”。這是對自明初以來的關於“寧夏八景”的曆史變遷和流行情況的一次係統的總結，並在地方誌中詳細記載。
對比了明清不同曆史時期的地方誌中關於“寧夏八景”的論述
和對收錄的“八景詩”的具體處理方法反映了“寧夏八景詩”在曆史發展過程中的變化，也反映了在寧夏地區人們對“八景詩”的認識過程。正如在《乾隆寧夏府誌》的《改定“朔方八景”》的說明中指出的“寧夏為塞上名區久矣，舊誌載有八景”。“曆今百餘年。河山風物固自不殊，而名勝故跡亦複時有興廢。參酌其間，略為更定，要在舉目憑眺，足供吟賞，非必求異前人也。”短短數句說明了《改定“朔方八景”》的依據。在《乾隆寧夏府誌·藝文》中收錄了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以前各個曆史時期以“寧夏八景”的四字景名為題而寫的詩五十四首。這些詩雖然都是以“寧夏八景”的景名為題而賦的詩，但卻各有側重，細細品味就會發現：有的是借寫景而抒發對遠在江南的故鄉鍾靈毓秀之景的讚美之情，表達的是戍邊者的思鄉之情；有的則是借景詠史；有的則是在描繪山川美景的同時表現戍守邊關的將士的豪情壯誌；有的是從寫景入題而傾訴謫戍流寓的壓抑和思念親人的悲愁。這是明代的人寫的“寧夏八景”詩的基調。明代人寫的詩多以抒發戍邊者的思鄉之情見長，如：“北來南客添思鄉，仿佛江南水國鄉。”“塞垣多少思歸客，留著長條贈遠客。”“囊底春秋無用筆，不妨長報有年書。”“客懷感此緘離思，恰遇南歸雁一群。”這些詩句無不流露著無法掩飾的思鄉之情和離家之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