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渠渠”典出《詩經·秦風·權輿》：“於我乎夏屋渠渠。”“渠渠”是“高達、深廣”的意思。“書院”之名始見於唐代。開元六年（公元718年）設麗正書院，十三年（公元725年）改稱集賢殿書院，置學士，掌校刊經籍、征集遺書、辨明典章，以備顧問應對。唐貞元中，李渤隱居讀書於廬山白鹿洞，至南唐時在其遺址建學館，號為廬山國學。宋改為白鹿洞書院，為藏書講學之所。宋代的書院中影響較大的有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睢陽書院、嶽麓書院，號稱中國古代的四大書院。這些書院的創辦者或為私人，或為官府。一般是選擇山林名勝之地為院址，不少有名的學者講學其間，元代路、州、府各級皆設書院，明清時期書院更加盛行，一般的縣和城邑都辦書院。
寧夏地區設書院始於明代。從現存的文獻資料考察，明慶王朱栴編修的《寧夏誌》一書首次記載了寧夏辦學的情況。該誌中有“寧夏等衛儒學，洪武間立，為寧夏中屯等衛儒學。辛巳年（公元1401年）革。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複立，為寧夏等衛儒學，設教授一員，教訓官兵子弟”。在清《乾隆寧夏府誌》中對明清時期的寧夏地區的書院作了詳細記載。
在明代，寧夏地區創辦比較早的書院為“養正書院”，嘉靖時期曾任寧夏巡撫的吳鎧創立，寧夏巡撫王崇古移於奎星樓西，更名為“揆文書院”，提學僉事殷武卿作《揆文書院記》詳細介紹了從“養正書院”到“揆文書院”的全過程和辦學宗旨。萬曆年間寧夏巡撫羅鳳翱、黃嘉善相繼增修。大學士彭時寫了《重修儒學碑記》、寧夏巡撫張鎣寫了《儒學鄉會題名記》詳細記載了增修情況。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戶部郎中蔡國熙創辦了“朔方書院”，參政王道行作《朔方書院記》記其事。該記指出：“寧夏衛，古之朔方也，其後衛在花馬池，一牆之外即為殊域。”“建學自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始，則巡撫王公鳳泉之奏也。”“歲癸亥（公元1563年），廣平蔡君國熙奉命督餉至，使事之暇，進諸生迪以聖賢之樂，鹹惕然有省，願請卒業。君視學宮製未備，又難數往，則相城中隙地為書院：中作堂三楹，曰‘體仁堂’，兩翼為號房十二楹。前為儀門，又前為大門。堂之後，為廳三楹，左右廂各三楹，後為堂一楹，以祀夫子，而有宋橫渠先生配焉，曰‘是其鄉先生也’。又最後起土為台，高若幹尺。登台遠眺，則內夏外夷若指諸掌。諸生以君之別號請名曰‘春台’，誌不忘也。蓋仁者與物同體，熙熙然如登‘春台’，其樂可知已，是亦有微訓焉。台之右為射圃，若幹武命諸生，輟講則習禮其中，正以示不忘禦侮之意。即成而坊於大門之外，曰‘朔方書院’雲”。蔡國熙作《體仁堂記》介紹了創辦書院的經過，同時也介紹了寧夏後衛這座位於戍邊前沿的荒漠中的一小邑，即《詩經·小雅·出車》：“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狁於襄”中之南仲“城彼朔方”即茲地也。借解說“體仁”這個典故的來由說明了辦書院的宗旨：“惜邊地士子講習多疏，因建‘朔方書院’。作講堂，扁（匾）曰‘體仁堂’。”
在清初，寧夏府還辦過“岩綠書院”，但缺少文獻記載。清代在寧夏地區的曆史上存在時間最久且影響最大的書院是“銀川書院”。在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始任寧夏知府的浙江上虞人趙本植於上任的當年創辦了這座書院。知府趙本植的家庭塾師浙江錢塘人汪繹辰於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纂成的《銀川小誌》詳細記載了銀川書院的創辦始末。在《銀川小誌》中有如下記載：“康熙年間仿前明揆文遺意，創立書院，不久旋廢。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四月，寧夏太守趙公本植，浙之上虞人，抵任後，政修事舉，念文士囿於陋俗，不知講學，欲創立書院，條其議上之大憲。報中，爰鬻城西張氏屋，增修為‘銀川書院’。講堂肆舍、會課之館。燕息之室鹹備。繼思無以供脩脯，給膏火，何能持久？開墾新渠、寶豐二裁縣廢地139頃，歲入租糧1599石，永為書院廩。”《乾隆寧夏府誌》中記載：“國初以來，寧夏未有書院。本植捐買民房一所，創立‘銀川書院’，因平羅新戶河濱餘地，農人試墾有成者，請於上憲，量收其租，以供諸生膏火暨掌教脩脯之資。至今相延不廢。”從以上記載不難發現，銀川書院的創立與辦學經費的籌措途徑都是上奏乾隆皇帝批準的。“銀川書院”在創建之始就考慮到辦學經費的問題。這是在偏遠地區辦學必須首先解決的問題，否則即便辦起來也很難維持下去。銀川書院把解決辦學經費與發展地方經濟相結合，保證了經費的可靠來源。這樣就使辦學有了經費保障。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寧夏知府顧光旭增擴重建。重建竣工後，乾隆丙辰科進士，夏縣（今銀川市）人，翰林路談寫了《銀川書院碑記》詳細記載了重建後的銀川書院的規模：“舊基之深百七十尺，廣僅九十尺。今廣其東偏地益之，深如舊，廣倍之而有加焉。購之民，酬其值百十有餘金。於是書院方廣之數七百一十尺。投土築之，增其舊址且三尺，去湫隘，登爽塏也；繚以垣，高仞有三尺，崇體勢也；歸其南之中為重門。門各有屏，蔽內外，遠囂雜也。為堂二，題其外曰‘大雅’，內曰‘岩綠書堂’。中布函丈之席可數十。外者施闔扇，內有牗，涼燠之宜惟所適，可無撤講也。東西之序各三楹，內如外，諸生所佇立也。閣於其東之南者，曰‘文明，’祠文星，從士請也。下有齋三楹，監院者憩息之所也。東之北別為一區，上為樓，曰‘探源星宿’，所以貯圖書，恣遠眺，右山而左河，曠如也。下以居主院事者。東西屋可以棲仆隸，庋什物。西有齋，比乎內堂，賓客之所晉接也。肄業之舍，東二區，西五區。區各五楹，戶牗必南向，足以披心顏，宜誦讀也。外堂東西各一門，達乎東西舍。內堂東西各二門，東皆達乎樓，西之南者達西舍。其北者出為間宇。其餘庖溷之次，閽隸之藏，各置以隙，無不備也。其材之數增其舊十七八。郊之南有分囿，廢且圮，並撤以益之。凡用工若幹人，錢若幹緡，總為百餘間，經始於七月下旬，落成於十月初吉。門之額仍曰‘銀川書院’。不欲以踵事掩前美也。”竣工以後寧夏知府顧光旭寫了《銀川書院詩》三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