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殖民地高等院校的課程主要沿用了牛津和劍橋的教學大綱,這兩所大學采用的都是拉丁文,拉丁文是當時整個西歐學者最初所采用的語言。隨著古典文藝的複興,希臘文開始引起研究者的興趣,並逐漸被列入大學課程。在長期的摸索過程中,增開了文法、修辭、雄辯術、算術、幾何、天文和音樂7門文科課程,並使其為宗教服務。
英國文學、曆史、地理和政治經濟學等使教學內容增加活力的學科,沒有得到研究正規學問的大師們的注意。雖然這一時期出現了莎士比亞、斯賓塞、本·約翰森、弗蘭西斯·培根、班揚、佩皮斯、德萊頓、巴特勒、斯威夫特、艾迪生、斯蒂爾、蒲柏和笛福等著名作家,但英美的高等院校中,並沒有係統教授英國作家作品的課程。曆史學和政治學隻是有閑有錢的紳士階級研究的學科,牛津大學在1622年就設立了古代史的講座,但一個世紀之後英國各大學才正式設立近代史學科。相比之下,殖民地的情況更落後,當美洲革命激烈進行時,耶魯大學剛開始設置神學史講座,這是各殖民地的第一個史學講座。
美洲早期的中學也遵循了同樣的傳統,是為了便於學生升入大學而設立的。1647年馬薩諸塞議會批準設立中等學校時,就明確表示辦學的目的在於培養青年“可以準備投考大學”。中部和南部殖民地的中等學校則不同,是為了滿足商業的需要而創辦,如1712年在南卡羅來納創設的免費學校中,就“教寫作、算術和商業簿記,也教航海術、測量術和數學的其他有用和實用部分”。正規教育體製的基層小學,大多也是出於宗教動機而興辦的,有時也夾雜著為貧苦兒童學藝做準備的具體考慮。
除教派、傳教和慈善之外,還有一個功利性的動機,即通過訓練,讓那些可能成為公眾負擔的兒童自食其力,從而減少為養活貧民而征收的稅款。伊麗莎白統治末期製定的濟貧法就規定:對所有缺乏獨立生活來源的兒童施以強製性的學徒教育;由有產者公平分攤所需教育費用。殖民地時期的教育製度將女孩排除在外,除非有家庭教師,否則享受高等教育的大門對女子自動關閉。
除了新聞事業和印刷業的發展,報刊是促進知識興趣的另一項偉大事業。17世紀中葉,新聞事業開始第二次躍進,它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意義重大,對後來自由政治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當時,凡能買到印刷機並且有文字技巧來避免殖民地當局高壓手段的個人、團體、派別或政黨,都可以利用報刊這一工具為自己服務,任何有勇氣的編輯都能彈奏出關於獨立運動的音調。
隨後,討論政見的文章出現在報紙和小冊子中,奧蒂斯、亞當斯父子、迪金森、漢密爾頓、傑斐遜和其他主張反抗的理論家都曾借助小冊子和信劄來起草決議案、公告、宣言和法規,這種方式更容易被大眾理解和接受。
在美洲革命的文件中,到處流露著智謀、學識和掌握本國語言的能力。查塔姆勳爵曾說:“從美洲轉過來的文件中能夠看到他們的堅定和聰穎,這令我們不能不尊重他們的事業,並希望把它變成自己的事業。我甚至不得不承認,在複雜的困難環境下,這種紮實的推理、觀察事物的能力和明智的結論,沒有人能與費城的人民議會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