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機構將英國的限製和控製製度執行到了令人難以想象的程度，在為控製美洲工商業而通過的各種文件中，有數以千計的控告書、上訴書、請願書、抗議書、判決書、否決案、決議和訓令，它們顯示著英國和美洲之間的不斷衝突，而正是這些衝突，將13個原本互相猜忌的殖民地牢牢地團結在一起，錘打成一個能隨時起來革命的統一社會。
雙方爭執的問題主要集中在經濟方麵，凡是有利於殖民地工商企業的殖民地法律，隻要與英國的規章相抵觸，就得不到英王的批準，並且各殖民地總督還被要求不許製定任何不利於英國工商企業的法律。除了經濟方麵的對抗，殖民地議會與總督之間也因為以下問題發生分歧：薪俸和份地、土地所有權和土地贈予、規定應付給王室或業主的免役租、為減輕美洲債務人負擔而製定的不利於英國債權人的破產法，以及殖民地為振興貿易而有損鄰人或英國人利益的行為等。
逐漸發展壯大的工商業和農業正一點點地衝擊著英帝國的控製，殖民地議會和英國皇家官吏在這場將要爆發的大規模經濟鬥爭中扮演了政治勇士的角色。
格倫維爾方案
1763年英國與法國人和印第安人的戰爭後，英國的王權由喬治三世掌握。他與暴躁的斯圖亞特諸王不同，既沒有忙於同下議院爭執，也不像威廉三世那樣關心大陸政治，更和自己的漢諾威祖先不同，並不留戀父親的幽靜莊園。此時，擁護斯圖亞特王朝的詹姆斯黨受到了致命的鎮壓，頑固的老反對派也被馴服，托利黨的成員開始拜倒王前以獲取國王的恩遇。喬治三世即位後，爭論的焦點便集中在官職的分肥上，除了新封的商人貴族，大多數地主鄉紳站到了托利黨的行列，而輝格黨的力量則集中在城市和中等階級之間，二者之間已經沒有了原則性的分歧。兩黨在國內的大宗財產——官職、官職任命權、權勢、榮譽和政治分肥——都取決於統治殖民地的命運如何。輝格黨商人從限製美洲貿易的措施中得到了好處，托利黨地主在限製美洲羊毛製品的措施中也得到了同等的利益。對美洲煙草征收的捐稅則使雙方都感到了減輕房地產稅的快慰。
在對外戰爭及其引發的經濟後果正在發展的緊要關頭，一位新的國王和一個老的政黨登上了舞台。導致美洲爆發獨立戰爭的，既不是托利黨的固執，也不是喬治三世的任性，而是格倫維爾采取的具體措施點燃了在美洲早已積累的火種。格倫維爾是個有條理的刻板官僚，他是一個對公務持照章辦事觀點的律師，認為依靠法律條文比自由權能夠取得更多的貿易成就。當看到貿易法被美洲的走私商破壞時，他決定要繼續實施這些法令；當發現英國國庫的負債有一部分是因捍衛殖民地而產生的，便認為將這部分負擔轉嫁給受惠者天經地義。格倫維爾並不是國王的馴服工具，事實上喬治三世對他也頗有微詞。但平心而論，格倫維爾贏得他的地位，不是靠在宮廷上玩弄卑鄙的政治手段，而是靠誠心誠意地擔任公職而獲得的，尤其是在殖民地的行政管理方麵。
在格倫維爾勤勞而有條理的指揮下，英國政府出台了一些具有重大意義的措施。為了減輕英國納稅人的負擔，1764年出台了食糖法案，法案的目的是在殖民地取得收入，用以支付“保衛各殖民地和確保它們安全”以及防止走私所需的費用。
英國當局不顧殖民地人民的情緒，采用一切手段遏製走私活動，船主和船長被嚴密監視，密探和通風報信的人能夠獲得獎金，而協助緝拿走私者則可分享部分贓物。
除了食糖法令，還頒布了印花稅法，同樣也是為了保護英國納稅人的利益。所得稅款用來支付殖民地的“防禦、保護和保安措施”等費用。這項60多款的冗長法令幾乎囊括了與法律、商業和社交有關的所有活動，無論是契約、抵押借據、財產清單等合法交易文件，還是大學畢業文憑、紙牌、骰子、小冊子、報紙、日曆和廣告，都要付稅並貼上印花。印花稅稅率很高，違法者要被罰款。印花稅與有關貿易和航運的法律不同，影響到美洲的每一個地區和每一個階層。如果說糖和糖漿稅對新英格蘭的運輸商和甜酒釀造商進行了打擊，煙草稅激怒了弗吉尼亞的種植園主，那麼印花稅法則引發了社會所有階層的普遍不滿。如果說關稅是根據議會的命令在港口征收的，那麼印花稅則是直接從殖民地人民的口袋裏掏錢。13個殖民地第一次被同一個搜括措施刺痛，於是他們開始群起采取行動。
批準印花稅的決議以205票對49票在下議院通過，沒有引起絲毫的波瀾；在上議院甚至沒有經過正式的計數手續就通過了。由於這種漫不經心的態度，格倫維爾的方案因1765年的鎮壓叛亂法和一項特別駐軍法得到加強；鎮壓叛亂法規定派遣執行法令所需的全部軍隊前往美洲，特別駐軍法則規定殖民地人民為派赴海外從事“保護、防衛和保安”的部隊提供房屋、飲食和給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