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有三大飲料，即美洲的咖啡、可可，以及中國的茶。中國人因茶而生出了道，以及與之相關的禮儀、宗教。相比更受西方人垂青的咖啡與可可，中國文化中的茶，真可以稱為謙謙君子。清雅、幽香、恬淡……我們可以在短時間內想出太多具有中國色彩的詞語來讚美它。
清人愛茶，海外揚名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南宋時代的吳自牧著《夢粱錄》中提到八件事：柴、米、油、鹽、酒、醬、醋、茶。由於酒算不上生活必需品，到元代時已被剔除了，隻餘下七件事，這便是我們常言的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至遲出在宋代人的口語中。這說明，古人在很早之前就認識到茶的重要性。清代的茶，大體仍是紅茶、綠茶兩大類，如江南各地所產龍井等，皆屬綠茶之類，福建武夷山等地所產功夫茶等，概為紅茶一類 。
茶在清代一直受到當政者的推崇，不僅從未像煙酒那樣受到禁止，而且還受益於當局的推動。江蘇無錫太湖所產的名茶碧螺春，就由康熙帝親自命名。相傳，最初無錫洞庭東山碧螺峰石壁上出產一種野茶，當地人每年用竹筐采歸，以供日用。有一年，茶葉產量很大，人們所帶的竹筐根本裝不下，於是有人將茶葉放在懷中。不想，這茶葉得到人體的熱氣，忽然發出陣陣異香，采茶人爭呼“嚇殺人香”。“嚇殺人香”是當地方言，意思是香死人了，後來這茶就叫“嚇殺人香”了。從此以後，每年采茶時節，采茶人家男女老幼都要沐浴更衣，舉家前往，所采的茶不用筐裝，都放在懷間。當地有個叫朱元正的人，其所製茶葉，因製法精良，在市麵上每斤價值三兩銀子。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帝南巡來到太湖，巡撫宋犖購此茶進獻。康熙帝覺得“嚇殺人香”這名字不雅，親自為它改名為“碧螺春”。此後碧螺春名揚天下，也成為當地進貢朝廷的貢品。但據說自從那個製茶人朱元正去世後，他的製茶方法失傳，即使是真正產於碧螺峰的茶，味道也差了很多了。
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時候，來到了杭州的龍井獅峰山，觀看鄉民采茶，以體察民情。這一天，他看到幾個鄉民正在綠茵茵的茶樹前采茶，甚是喜歡，也跟著采了起來。誰知剛剛采了一把在手，就有太監來報說：“太後有病，請皇上急速回京。”乾隆皇帝一聽，隨手將采下的茶葉往袋裏一放，便日夜兼程趕回北京。其實太後也沒有大病，隻是山珍海味吃多了，肝火過旺，並無大礙。此時皇兒來到麵前，隻聞到一股清香，便問帶來了什麼好東西。皇帝自己也覺得納悶，來得匆忙，哪裏帶有什麼好東西？他隨手一摸，原來是在獅峰山下采來的一把茶葉，現在已經幹了，它發出的氣味非常清香。皇帝便命人將茶葉泡好送到太後麵前，果然清香撲鼻，喝下一口，頓時神清氣爽，茶到病除。太後高興地說：“杭州龍井的茶葉，真是靈丹妙藥。”乾隆皇帝一聽，便將獅峰山下胡公廟前的 18棵茶樹封為禦茶，每年采摘進貢給太後。這便是今天杭州龍井獅峰山下的 18棵禦茶的來曆。
茶宴始於唐朝，但清代最為繁盛，其規模遠遠超過唐宋。據史料記載，乾隆皇帝在重華宮舉行“三清茶宴”達到 43次之多。並且茶文化開始向民間擴散，其重要表現就是茶館的興起。“茶館”一詞最早見於明代張岱《陶庵蒙憶》：“崇禎癸酉，有好事者開茶館。”但是茶館真正鼎盛是在清朝，不僅茶館數量多，而且種類齊全。康乾盛世時杭州有大小茶館 800餘家。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反映過當時茶館的繁盛：“廟門口都擺的是茶桌子，這一條街，單是買茶就有三十多處，十分熱鬧。”
茶葉不僅深受國人喜愛，在清代，中國茶葉也開始遠銷歐美，邁向世界。這或許與世界曆史發展的大潮有關，中國茶開始成為世界的中國茶，被尊稱為“神壺小如香櫞，每斟無一兩，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試其味，徐徐咀嚼而體貼之，果然清芬撲鼻，舌有餘甘。一杯以後，再試一二杯，釋燥平矜，怡情悅性。始覺龍井雖清，而味薄矣；陽羨雖佳，而韻遜矣。頗有玉與水晶，品格不同之故。故武夷享天下盛名，真乃不忝，且可以瀹至三次，而其味猶未盡。”這位茶葉專家從所用的茶壺、茶具到飲茶的步驟、感覺和武夷茶的特色均作了詳細而生動的描寫，一杯好茶的確能夠撫平煩躁和憂愁，讓人心靜。
袁枚認為，好茶必須收藏得法才能保存長久；而要泡出一壺好茶，除了要有好的泉水之外，對於火候的控製亦是一門極重要的學問。對此他也有一段精彩的描述：“欲治好茶，先藏好水，水求中泠惠泉，人家中何能置驛而辦。然天泉水、雪水力能藏之，水新則味辣，陳則味甘。嚐盡天下之茶，以武夷山頂所生，衝開白色者為第一。然入貢尚不能多，況民間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