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王五卻沒有因此而自滿，別看王五在江湖上很混得開，但是他清楚，要想混鏢局，武藝還是第一位的，這是硬實力。就像一個國家，外交再好，也不如有兩枚洲際導彈，最好還是帶核彈頭的那種，隻有那樣才能更加震懾敵人。
王五在實踐中發現雙刀有些“虛”，於是毅然又拜武林高手“山西董”為師，改學單刀。
由於王五臂力過人，所以手中的單刀又大又重，為名匠所鍛造，是世間稀有的上乘兵器，他“大刀王五”的稱號也由此生出。這把大刀不但威震塞外，而且享譽京華。但王五為人處世，從不以威相壓，而是以誠相待，以義相交。鏢界同仁，感其仗義疏財，曾送王五“義重解驂”的金匾一塊，此匾現今仍在王五故居中。
對於武學，中國人的心態搞得有點像專利技術，如果讓別人知道了其中的奧秘，自己還怎麼混？所以，大多數中國武術家講究不教徒弟，或者是少教徒弟，一派宗師，總是隻有少數幾個傳人。
但是，王五卻沒有這樣的心態，朋友想找他討教幾招，他都傾囊相授，絕不隱瞞。
他還開辦“文武義學”，免費招青年入學，特聘有名的學者教授經史、新學，自己傳授武功。此外，他還對當時一件事非常感興趣，那就是維新變法。
公元1894年到1895年，中、日之間發生戰爭，這就是曆史上所謂的“甲午戰爭”。結果中國戰敗，被迫與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條約中割地賠款，使中國喪失了大量主權。但腐敗無能的清政府，反而把戰爭失敗後的損失轉嫁到全國的老百姓身上，加重了各種苛捐雜稅，加緊搜括民脂民膏，由於賠款數額巨大，幾乎家家戶戶都得做出貢獻。由於《馬關條約》的簽訂，清朝政府的腐敗和賣國的本質暴露無遺。
中國自鴉片戰爭後，洋務派試圖購買先進的武器裝備救中國，但是北洋艦隊的全軍覆沒預示著洋務運動的徹底失敗。這時一大批有識之士，力圖學習近鄰日本，變法維新，以圖強國。
變法的領袖康有為、梁啟超正在發展一大批有識之士，參與到變法之中去，大刀王五也在梁啟超等人的招募之列。王五在源順鏢局期間行俠仗義，除強扶弱，劫富濟貧，梁啟超在《飲冰室文集》中曾讚其：“王五生平以除強扶弱為事。”
當然，如果要論和大刀王五有交情，還得說是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
譚嗣同字複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1865年3月出生於北京。他的家庭世代為官，他出生時，父親譚繼洵已官至戶部員外郎，又過了幾年，轉任甘肅省鞏、秦、階道道台。
譚嗣同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就是在甘肅度過的。由於出生於一個世代為官的家庭，因此，譚嗣同從五歲起就開始接受教育，苦讀四書五經之類的儒家典籍。但是，他生性厭靜好動，所以他又喜歡習武。在少年時代，譚嗣同拜了兩位師父，一文一武，文的是他的同縣人歐陽中鵠，武的即是大刀王五。王五與譚嗣同的交往源於1875年，這是源順鏢局開張一周年的時候。當時燕京著名的五路鏢師之一的胡致廷向王五推薦譚嗣同為徒。王五教譚嗣同單刀和七星劍的本領。
在我上中學時曾看過一個電視劇，名字都忘了，但清楚地記得那裏邊的譚嗣同武功了得，一開始還認為是編劇胡編，後來看過曆史記載，才知道原來譚嗣同雖然稱不上是個武術高手，但是手底下的功夫也應該不是很弱。
從此，譚嗣同既習文又練武，空餘時間更喜歡與家丁或同伴們去山野森林練習騎射打獵。
對於這樣的一段生活，十九歲時的譚嗣同曾作詩述誌：
策我馬，業我裳，天風終古吹琅琅!何當直上昆侖巔，曠觀天下名山萬迭來蒼茫!
從詩裏可以看出，譚嗣同並不滿足於讀書、練武和射獵，他不是那種想做官發財或玩物喪誌的人，他心中藏著“天下”，他有他自己的抱負和追求。
由於王五來自於民間，了解民間的疾苦，這對於出身於世代為官家庭的譚嗣同來說，也未嚐不是一件好事，使他了解到許多他原來毫不知曉的發生於民間的事，也使他間接地了解了老百姓的艱難困苦。譚嗣同也是一個豪爽之人，因此兩人一見如故，雖是師徒關係，竟成了忘年之交(王五比譚嗣同大十多歲)，到後來又發展成生死之交。
當然，王五並非目光短淺的武夫，能和譚嗣同這樣的學問人成為好朋友，他自然也是有自己獨特的想法能夠打動譚嗣同的。
王五就曾經對譚嗣同說過：“出了居庸關，乃東北千裏之地，大山連綿、森林茂密，還有一片遼闊的土地，水草豐盛，人煙稀少，我打算買下一批駱駝、牛馬在那裏放牧，再召集遊民發展農牧經營，建立一個塞外王國。我奉你為主，也可以利用這些經營資助你的朋友繼續幹你的事業。”這段話被譚嗣同寫在了自己所著的《鐵樵傳》中。王五建立遊牧政權的想法，是很吸引譚嗣同的。
原來，譚嗣同是個厭靜好動之人，對功名利祿又淡如秋水，因此他雖然讀過不少書，卻對於參加科舉考試非常不積極，一開始還參加了幾次，由於態度消極，準備又不充分，自然幾次都名落孫山。到了後來，他幹脆不再參加考試，徹底放棄了這條通過科舉考試慢慢往上爬的做官道路，二十歲以後，他開始漫遊全國，時間竟然長達十年之久，放在今天他就是個標準的“驢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