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的漫遊生活使得譚嗣同開闊了眼界，增長了見識，並結識了一些與他誌同道合的人。更為重要的是他認識了社會，感受到了民間的疾苦，他覺得清政府的很多做法不合理，需要改良。通過十年漫遊，他深切地感到中國的河山如此壯美，但中國老百姓的生活卻如此悲苦，實在不相稱。
1896年至1897年，譚嗣同完成《仁學》一書。《仁學》一書中的某些言論是在利用佛學、儒家學說和西方學說三合一的理論批判清政府已經落伍，政體必須改變，在清末思想界中產生過相當的影響。
在譚嗣同寫《仁學》期間，維新運動也正在各地開展。1895年，康有為發動“公車上書”，後來又多次上書，提出變法的要求和主張。康有為、梁啟超、嚴複等人又在北京、上海、天津和廣東等地創辦報刊，成立學會，大力宣揚變法。
譚嗣同認為找到了中國變革的方向，一下子投入到了革命中去，搖身變為了變法的骨幹人員。
1897年11月，德國強占膠州灣。接著，沙俄強占旅順、大連，法國強占廣州灣。中國成了一大塊任人宰割的肥肉。在這種形勢下，康有為又兩次趕往北京，上書給光緒皇帝，全麵地提出維新變法的具體內容。
光緒皇帝也深感各國列強的咄咄逼人，如果再不變法圖強，不但國家不保，連自己的皇帝之位也搖搖欲墜。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下“明定國是”的詔書，正式宣布變法。
同時，譚嗣同的變法維新思想也反過來影響了王五。後來，譚嗣同還寫了《贈舞人詩》送給王五，希望他能加入維新變法的行列。
譚嗣同以為朝廷毅然變法，國事大有可為，非常有信心。隨後，譚嗣同被擢升為四品卿銜軍機章京。王五非常支持譚嗣同，他對譚嗣同說：“維新變法是富國強民之路，也是王五所願，能與複生(即譚嗣同)同道、同誌乃王五之福分。”
王五是老江湖，老江湖自然能嗅到一種特別的味道，他知道譚嗣同身邊殺機四伏。
從變法之日起，譚嗣同的衣食住行就都由王五來操持，他選派精壯的武師來護衛譚嗣同的住所。王五感到重任在身，因為他擔心維新變法會受到挫折，所以他在譚嗣同的秘密支持下廣交武林豪傑，來發展讚同變法的人，希望他們能夠加入維新的行列。但此時的清廷正陷於以慈禧、榮祿為代表的後黨和以光緒為代表的帝黨鬥爭，譚嗣同等人希望維新變法，苦於手中沒有實權。
光緒帝、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為首的改良派準備以武力來解決這個問題。
而以慈禧太後和榮祿為首的反對新法的舊勢力，也準備在秋季天津閱兵時發動兵變，罷黜光緒帝，廢除所有新政。
這個消息傳到改良派那裏，使他們驚恐不安。他們想方設法，商討對策。當時駐紮在京津一帶共有三支武裝部隊，由袁世凱、聶士成和董福祥分別統領。聶士成和董福祥是榮祿的人，肯定不會聽你改良派的，而袁世凱則態度不明朗，但平時對變法顯得頗“熱心”，且加入過康有為建立的“強學會”。何況三支軍隊中以袁世凱統領的一支為最強，是一支有七千人的新建陸軍，當時也是清朝軍隊中最強的一支。情急之下，雖然也擔心袁世凱不一定靠得住，但還是把希望寄托在袁的身上，希望袁看在光緒皇帝的麵上，能站出來“救駕”，從而也能挽救維新派的命運。那麼誰去袁那裏做這個說服袁能夠“救駕”的工作呢？譚嗣同自告奮勇去當說客，說服袁舉兵殺西太後的親信直隸總督榮祿，並派兵包圍西太後的住地頤和園，救出光緒皇帝。
9月18日夜，譚嗣同獨自一人前往北京法華寺，法華寺當時是袁世凱的住地。袁世凱很客氣地接待了他。
雙方寒暄一番之後，譚嗣同就直奔主題，說當今聖上正麵臨危險，說榮祿欲借閱兵之機廢黜皇上，現在唯一能救皇上的隻有他袁世凱了……最後，譚嗣同說：“您願意救，就請救之，如不願意救，就請現在將我縛了送去給西太後，您也可以立功領賞了。”說畢，伸出雙手，準備給對方捆綁。
袁世凱把胸脯拍得啪啪響：“您把我袁某當作什麼人了？皇上是我們共同的恩主，救護皇上，不僅是您的責任，也是我的責任。您有什麼要我做的，盡管對我說好了。”
譚嗣同見袁世凱如此忠誠激烈，當即信以為真，就將他們的計劃和盤托出，為保險起見，又故意用了一個激將法，他對袁世凱說：“榮祿是個奸雄，您要對付他恐怕不大容易吧？”袁世凱一臉怒容地說：“隻要有皇上的命令，殺一個榮祿就像殺一條狗一樣，有什麼難的？”這樣，譚嗣同與袁世凱的會見算是有了“圓滿”的結果。談話結束以後，他就趕回去向康有為等人報告“喜訊”。
但是，袁世凱心裏邊也有小九九，如果政變成功，袁世凱能得到什麼呢？他的地位肯定不會和康有為、梁啟超和譚嗣同地位一般高。但是如果政變失敗，袁世凱就必然身敗名裂，這樣的買賣還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