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王弼注本《道德經，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之謂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漢帛書《老子》（甲本）原文：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以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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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段講的是治國方法問題，看起來似乎《老子》原文與《道德經》在文字上變動不大，隻是把《老子》原文中的“是以”變為“是謂”、“是謂”變為“之謂”。殊不知這麼一變，把“惟嗇”與“早服”、“重積德”之間的關係全給改變了。《老子》原文中的“是以”是表示“惟嗇”的工作方法，能起到使別人“早服”的效果；能起到“早服”作用則在於“重積德”。這裏的“早服”指的是別人。《道德經》把它改為“是謂”，則是表示“惟嗇”的含義就叫“早服”。能夠“早服”就是“重積德”。這裏的“早服”指的是自己。所以又把這裏的“是謂”改成“之謂”。《老子》原文的“早服”，是作為“惟嗇”的效果指出的；是說要達到這種效果還必須在“重積德”上下功夫，所以用“是謂重積德”。《道德經》的“早服”，是作為“唯嗇”本身的含義提出的，表示“唯嗇”就是要“早服”，本身能夠做到“早服”這是“重積德”的體現。從表麵看好像文字變動不大，關鍵是這麼一改，把“早服”從他人那裏巧妙地轉到自己身上來了；原來是作為統治者在實施治國政策時所必須采取的工作方法，變成了被統治者在個人品行修養方麵所必須遵守的行為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