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兄弟各有下場
隨著國民黨全線撤離大陸，上海的幫派勢力也紛紛瓦解。杜月笙的老弟兄們死的死，逃的逃，個別人不願遠走他鄉，隻好留守上海，待共產黨接管上海以後，這些青幫分子紛紛調轉方向，站在了人民一邊。
小八股黨中，跟杜月笙走得最近的四大金剛，如今已經有兩位不得善終。芮慶榮在抗戰期間，因感染風寒客死重慶；高鑫寶則因為賭場糾紛、爭權奪利，被仇家暗殺於一品香飯店門口。
剩下的兩位弟兄，關係最好的顧嘉棠死心塌地跟隨杜月笙逃到香港；葉焯山已經年過六十，又因為在上海留有產業，舍不得放棄，決心不走。還有一位杜月笙早年一起拜香堂入青幫的同參兄弟馬祥生，也因為同樣的理由沒有離開上海。
葉焯山、馬祥生本以為共產黨攻陷上海以後，隻要他們靠著自己的那一點產業，安安穩穩、老老實實度過餘生就已滿足。哪曾想，1950年末，共產黨突然發起清算反革命活動。上海的富商巨賈、名流士紳，但凡解放前參與過迫害共產黨的人，差不多都遭到了清算。
葉焯山、馬祥生嚇得戰戰兢兢，躲在家裏不敢出門。要知道，蔣介石發起的“四·一二”清黨事件中，二人直接參與了誘殺上海總工會會長汪壽華的行動。二人在家躲了沒幾天，早有人向上級揭發了他們早年的惡行，於是二人雙雙被捕下獄。
不久，葉焯山、馬祥生雙雙被押赴楓林橋，即當年誘殺汪壽華的案發地，舉行聲勢浩大的公審大會。
麵對人山人海的公審現場，葉焯山、馬祥生被綁赴上台。馬祥生自認為並未直接參與下手殺害汪壽華，百般辯解，喋喋不休。和他並肩而立的葉焯山，早知難逃一死，低頭不語，隻求速死。
據此，公審大會宣布，馬祥生、葉焯山殘殺共產黨人罪名成立，立時三刻，判處槍決。拖下公審台，隨著一連串清脆的槍聲，二人終於為當年冤殺汪壽華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消息很快傳到香港，杜月笙聞訊後痛哭失聲，回想當年，四大金剛和他一道赤手空拳在上海灘打出一片花花世界，何等風光，何等氣派，如今卻落了個殺頭的下場。
參加清黨行動，原是杜月笙、黃金榮的一力主張，馬祥生、葉焯山兩位好兄弟誘殺汪壽華，無非領自己之命行事。如今殺汪案的主動人避居香港，卻要馬祥生、葉焯山兩位好兄弟替自己承擔如此罪名，杜月笙大有“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的感慨和愧疚。
除了馬祥生、葉焯山兩位好兄弟，黃金榮的下場雖然稱不上好，但起碼還留住了一條性命。
上海解放以後，八十一歲高齡的黃金榮躲在鈞培裏的三層豪宅裏，深居簡出，不問世事。不少人以為黃金榮早已逃往台灣或者香港，即便沒有逃走，也很有可能被人民政府逮捕下獄。
殊不知，解放初期的上海，百業待興，人民政府要處理的事情千頭萬緒，根本無暇顧及這位早已構不成威脅的上海大亨。人民政府這時還允許黃金榮照常經營他的產業，如大世界、黃金大戲院、榮金大戲院等，每月都有一筆不菲的收入。這段時間裏，黃金榮不但沒有受到任何騷擾，甚至過得相當清閑而安逸。
黃公館寬闊舒適，生活物品一應俱全，黃金榮終日躲在家裏，每天享受著他最愛的三樣東西：吸煙土、搓麻將、泡澡堂。他常說：“不管是國民黨當權，還是共產黨執政，都是如此，這三件事體是要陪我到老死的。”
當時，吸食煙土已經被明令禁止，但黃金榮躲在黃家花園裝糊塗，照吸不誤，據說他家中藏有大量上好的煙土，足夠他後半生吸食之用。
直到1950年，清算反革命運動開始後，黃金榮的日子開始難過起來。許多見風使舵的青幫分子，在嚴峻的現實麵前，趕緊與黃金榮劃清界限，甚至還有一些徒子徒孫掉轉方向，向政府部門揭發黃金榮的罪過。
這一下，黃金榮真的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了。許多市民甚至自發聚集到黃公館門口，高聲呼喊，要求他接受批鬥。一封封控訴信、檢舉信，如雪片般飛進市政府和公安機關，懇請政府作主，為民報仇雪恨。
實際上，解放之初，如何處理上海的幫會人物，讓其為我所用，上海市政府已經有明確政策，即隻要他們不出來搗亂，不幹擾上海社會的正常秩序，老實接受改造，就不動他們。特別是像杜月笙、黃金榮這樣的幫會領袖，如果能夠積極向中央靠攏，對恢複上海工商金融的發展是極為有利的。
為了平息上海市民的憤怒，給老百姓一個交代，當時分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長潘漢年出麵召見了黃金榮。黃金榮戰戰兢兢，自以為躲不過這一劫，沒想到潘漢年隻是說：“新政府對幫會的方針政策不會變，但希望你能寫‘悔過書’公開登報，進一步向人民交代，老實認罪，這樣才能得到老百姓的諒解。”
迫於無奈，黃金榮回到家中，請位朋友寫了厚厚一疊的自白書呈上去，從此以後便坐立不安，提心吊膽地等候判決。
1951年5月20日，上海《文彙報》、《新聞報》相繼刊發了黃金榮的悔過書，結果是非但沒有平息群眾的憤怒，反而引起了更大的風波，“黃金榮非殺不可”的口號響徹上海灘。黃金榮在悔過書中或雲“改過自新、將功贖罪”，或雲“請求政府和人民饒恕”，曾經聲威赫赫的上海灘大亨，接受改造，低頭懺悔，可謂轟動一時。
不幾日，躲避在鈞培裏的黃金榮接到通知：每天早晨到自家開的“大世界”遊樂場門口掃大街，接受改造和群眾的監督。
從此以後，每天早晨，八十一歲的黃金榮被押解到“大世界”門口，手執長帚清掃街道。“黃金榮掃大街”的消息不脛而走，許多群眾爭相目睹這一“空前盛況”。由此，黃金榮在大世界門口掃街的照片被刊發在上海各大報紙的顯要位置，不久報紙傳到香港。
雖然杜月笙人在香港，但他無時無刻不在惦念上海的情況，從而養成了看上海報紙的習慣。尤其是近期發生在上海的“清算反革命”鬥爭，讓他很關心上海方麵的消息。
那一天，他剛用過早飯，照舊從秘書那裏接過上海的報紙，翻開一看，“黃金榮掃大街”的那張照片赫然入目。杜月笙既驚又駭，臉色灰沉，看完報紙後久久不曾說話。
當初他離開上海之前，曾親自到黃家花園勸黃金榮來香港，黃金榮年邁體弱，生怕客死他鄉，說什麼也不走，如今卻落得這步田地。杜月笙唏噓不已，除了為老哥哥遭受如此境遇傷感不已，更多的是慶幸自己果斷來港，才躲過一劫，否則，自己一生最看重的臉麵，真的要徹底丟盡。
一個又一個壞消息接踵而至，對年過花甲的杜月笙打擊實在過於強大，以至於幾日水米不進，油鹽不沾，最後導致哮喘病驟然複發。這一次發病不但來勢凶猛，還大有變本加厲的趨勢。不但喘得大汗淋漓，青筋爆賬，還一度窒息暈厥，嚇壞了公館內的老老少少，慌慌張張，一個個手足無措。
這一次，無論是中藥西藥，還是打針吊水全歸無效。迫不得已，一位經驗豐富的西醫先生斟酌再三，提出了一個無可奈何的辦法：“喘成這樣，隻好用氧氣，方能少些痛苦。”
於是，大批的氧氣筒、氧氣罩被搬到杜公館，置放在杜月笙的床頭，但凡喘息不己、痛苦難熬的時候，這些活命之資便一刻也不能離開。
這一次病情惡化持續了一個多月。在這一個多月中，他幾乎每天都要躺在床上吸氧氣，即便如此，仍舊喘個不停，身上的小褂褲一轉眼就被淋漓大汗浸得濕透。好在姚玉蘭、孟小冬輪流照料，百般嗬護，這場重病方才漸漸地被止住了，大病初愈後的杜月笙形銷骨立，憔悴不堪，讓探望他的人愈發可憐起他。
孟小冬終入杜門
基於對大陸形勢的忌憚，杜月笙徹底放棄了重回上海的打算。在以後的日子裏，困居孤島的杜月笙，一直沉浸在苦悶、孤寂和憂急之中，唯一讓他感覺到安慰的是，孟小冬始終不離不棄，病榻之前盡心服侍，毫無怨言。
大太太沈月英已經故去多年，剩下的幾房太太也都各懷心事。二太太陳幗英因與杜月笙感情日疏，不久之前去了台灣定居，三太太孫佩豪雖然人在香港，但早已搬出去與兒子同住，身邊隻剩下四太太姚玉蘭和一個沒名沒分的孟小冬。
性格孤傲憂鬱、曆盡人間冷暖的一代名伶孟小冬，身負絕藝卻無從施展，戰火之中追隨杜月笙出走香港，從此以後不問世事，專心伺疾。對於她這種目無下塵、卓爾不群的女子來說，踏進杜公館這樣一個複雜紊亂的環境，終日陪伴一個風燭殘年的病人，實在是一件殘酷的事情。
雖然在杜月笙的眼前，孟小冬始終表現得神情自若、強顏歡笑，但朝夕相處之間，杜月笙可以看得出來，她容顏日漸憔悴，眉宇之間常常浮現憂悒之色，她的心情苦悶、鬱結難消也就可想而知了。
孟小冬是杜月笙身邊幾個女人當中唯一與世無爭的，即便幾房太太爭吵得沸反盈天，她依然淡定自如，從容不迫。一來她的名分不允許她這樣大張旗鼓，二來她缺少心機，不喜歡隨波逐流。殊不知，這種自然的狀態愈發讓杜月笙對她產生憐愛之情，到了最後，二太太遠走台灣，三太太也搬出了堅尼地台路，身邊就隻留下姚玉蘭和孟小冬。
杜月笙安心養病，家裏家外的一應事務就交給了姚玉蘭，而孟小冬的職責便是盡心看護隨時可能有生命危險的杜月笙，這也成為落在她肩頭最重的一副擔子，積年累月，沒有一刻可以停歇下來。
雖說姚玉蘭、孟小冬情同姐妹，但同住一座屋簷下，免不了牙齒咬到舌頭的時候，尤其是“共侍一夫”的兩個女人，明裏的爭鬥不存在，暗中的較勁卻是不爭的事實。
有時候，家裏隻有三五個人就餐，也得開上好幾處。姚玉蘭經常躲在自己房間吃餃子，孟小冬則關起門來衝牛奶下洋點心，其餘的少爺小姐各有各的臥室，也就各有各的吃處。在這種情形之下，把堅尼地台18號的大門一關，杜公館儼然成了由許多各自為政的小單位湊在一起的大雜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