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學生應當注意的就是這兩點：眼鏡的光若是不對了，就去換一副對的來帶；摸著脊骨軟了，要吃一點硬骨藥。
我的話講完了，現在講一個故事來作結束。易卜生所作的《國民公敵》一劇，寫一個醫生司鐸門發現了本地浴場的水裏有傳染病菌，他還不敢自信，請一位大學教授代為化驗，果然不錯。他就想要去改良他。不料浴場董事和一般股東因為改造浴池要耗費資本，拚死反對，他的老大哥與他的老丈人也都多方的以情感利誘，但他總是不可軟化。他於萬分困難之下設法開了一個公民會議，報告他的發明。會場中的人不但不聽他的老實話，還把他趕出場去，褲子撕破，宣告他為國民公敵。他憤氣不過，說：“出去爭真理，不要穿好褲子。”他是真有奮鬥精神，能夠特立獨行的人，於這種迫逼之下還是不少退縮。他說：“世界最有強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我們要改良社會，就要學這“爭真理不穿好褲子”的態度，相信這“最孤立的人是最有強力的人”的名言。
（1922年2月19日在平民中學的演說詞。原載1922年3月10日《共進》增刊第11期。收入《胡適教育文選》（柳芳主編）等）
愛國運動與求學
救國的事業須要有各色各樣的人才；真正的救國的預備在於把自己造成一個有用的人才。
易卜生說的好：
真正的個人主義在於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個東西。
他又說：
有時候，我覺得這個世界就好像大海上翻了船，最要緊的是救出我自己。
在這個高唱國家主義的時期，我們要很誠懇的指出：易卜生說的“真正的個人主義”正是到國家主義的唯一大路。救國須從救出你自己下手！
學校固然不是造人才的唯一地方，但在學生時代的青年卻應該充分地利用學校的環境與設備來把自己鑄造成個東西。我們須要明白了解：
救國千萬事，何一不當為？
而吾性所適，僅有一二宜。
認清了你“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方向，努力求發展，這便是你對國家應盡的責任，這便是你的救國事業的預備工夫。國家的紛擾，外間的刺激，隻應該增加你求學的熱心與興趣，而不應該引誘你跟著大家去呐喊。呐喊救不了國家。即使呐喊也算是救國運動的一部分，你也不可忘記你的事業有比呐喊重要十倍百倍的。你的事業是要把你自己造成一個有眼光有能力的人才。
你忍不住嗎？你受不住外麵的刺激嗎？你的同學都出去呐喊了，你受不了他們的引誘與譏笑嗎？你獨坐在圖書館裏覺的難為情嗎？你心裏不安嗎？——這也是人情之常，我們不怪你；我們都有忍不住的時候。但我們可以告訴你一兩個故事，也許可以給你一點鼓舞：——
德國大文豪葛德（Goethe）在他的年譜裏（英譯本頁一八九）曾說，他每遇著國家政治上有大紛擾的時候，他便用心去研究一種絕不關係時局的學問，使他的心思不致受外界的擾亂。所以拿破侖的兵威逼迫德國最厲害的時期裏，葛德天天用功研究中國的文物。又當利俾瑟之戰的那一天，葛德正關著門，做他的名著Essex的“尾聲”。
德國大哲學家費希特（Fichte）是近代國家主義的一個創始者。然而他當普魯士被拿破侖踐破之後的第二年（1807）回到柏林，便著手計劃一個新的大學——即今日之柏林大學。那時候，柏林還在敵國駐兵的掌握裏。費希特在柏林繼續講學，在很危險的環境裏發表他的《告德意誌民族》（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往往在他講學的堂上聽得見敵人駐兵操演回來的笳聲。他這一套講演——《告德意誌民族》——忠告德國人不要灰心喪誌，不要驚皇失措；他說，德意誌民族是不會亡國的；這個民族有一種天付的使命，就是要在世間建立一個精神的文明，——德意誌的文明：他說，這個民族的國家是不會亡的。
後來費希特計劃的柏林大學變成了世界的一個最有名的學府；他那部《告德意誌民族》不但變成了德意誌帝國建國的一個動力，並且成了十九世紀全世界的國家主義的一種經典。
上邊的兩段故事是我願意介紹給全國的青年男女學生的。我們不期望人人都做葛德與費希特。我們隻希望大家知道：在一個擾攘紛亂的時期裏跟著人家亂跑亂喊，不能就算是盡了愛國的責任，此外，還有更難更可貴的任務：在紛亂的喊聲裏，能立定腳跟，打定主意，救出你自己，努力把你這塊材料鑄造成個有用的東西！
悲觀聲浪裏的樂觀
雙十節的前一日，我在燕京大學講演“究竟我們在這二十三年裏幹了些什麼？”各報的記錄，都不免有錯誤。我今天把那天說的話的大意寫出來，做一篇應時節的星期論文。
我們在這個雙十節的前後，總不免要想想，究竟辛亥革命至今二十三年中我們幹了些什麼？究竟有沒有成績值得紀念？在這個最危急的國難時期裏，我們最容易走上悲觀的路，最容易灰心短氣，隻覺得革命革了二十三個整年，到頭來還是一事無成，文不能對世界文化有任何的貢獻，武不能抵禦一個強鄰的侵暴，我們還有什麼興致年年做這樣照例的紀念？這是很普遍的國慶日的感想。所以我覺得我們不肯灰心的人應該用公平的態度和曆史的眼光，來重新估計這二十三年中的總成績，來替中華民國盤一盤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