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最悲觀的人，實在都是當初太樂觀了的人。他們當初就根本沒有了解他們所期望的東西的性質，他們夢想一個自由平等，繁榮強盛的國家，以為可以在短時期中就做到那種夢想的境界。他妄想一個“奇跡”的降臨，想了二十三年，那“奇跡”還沒有影子，於是他們的信心動搖了，他們的極度樂觀變成極度悲觀了。
換句話說：悲觀的人的病根在於缺乏曆史的眼光。因為缺乏曆史的眼光，所以第一不明白我們的問題是多麼艱難，第二不了解我們應付艱難的憑藉是多麼薄弱，第三不懂得我們開始工作的時間是多麼遲晚，第四不想想二十三年是多麼短的一個時期，第五不認得我們在這樣短的時期裏居然也做到了一點很可觀的成績。
如果大家能有一點曆史的眼光，大家就可以明白這二十多年來，“奇跡”雖然沒有光臨，至少也有了一點很可以引起我們的自信心的進步。進步都是比較的。必須要有曆史的比較，方才可以明白那一點是進步，那一點是退化。我們要計算這二十三年的成績，必須要拿現在的成績來比較二十三年前的狀態，然後可以下判斷。這是曆史眼光的最淺近的說法。
上星期教育部長王世傑先生在他的廣播演說裏，談到這二十三年裏的教育進步，他說：拿民國二十三年來比民國元年，小學生增多了四倍，中學生增加了十倍，大學及專科學校學生增加了差不多一百倍。這三級的數量的太不相稱，是很不應該的，是必須努力補救糾正的。但這個曆史統計的比較，至少可以使我們明白這二十三年中，盡管在貧窮紛亂之中，也不是沒有驚人的進步。
二十三年中教育上的進步，不僅僅是王世傑先生指出的數量上的增加而已，還有統計數字不能表現出來的各種進步。我們四十歲以上的人，試回頭想想二十多年前的中國學校是個什麼樣子。二十五六年前，當我在上海做中學生的時代，中學堂的博物，用器畫，三角，解析幾何，高等代數，往往都是請日本教員來教的。北京，天津，南京，蘇州，上海，武昌，成都，廣州，各地的官立中學師範的理科工課，甚至於圖畫手工，都是請日本人教的。外國文與外國地理曆史也都是請青年會或聖約翰出身的教員來教的。我記得我們學堂裏的西洋曆史課本是美國十九世紀前期一個托名“Peter Parley”的《世界通史》，開卷就說上帝七日創造世界，接著就說“洪水”，卷末有兩頁說中國，插了半頁的圖，刻著孔夫子戴著紅纓大帽，拖著一條辮子！這是二十五年前的中國學堂的現狀！現在我們有了一百十一所大學與學院了，這裏麵，除了極少數之外，一切學係都是中國人做主任做教員了；其中有好幾個學係是可以在世界大學裏立得住腳的；其中也有許多學者的科學成績是世界學術界公認的。這不能不算是二十三年中的大進步吧？
試再看看二十五年前中國小學堂裏讀的什麼書，用的什麼文字。我在上海（最開通的上海！）做小學生的時候，讀的是古文，一位先生用浦東話逐字逐句的解釋，其實是翻譯！做的是“孝悌說”，“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義”，“漢文帝、唐太宗優劣論”。後來新編的教科書出來了，也還是用古文寫的，字字句句都還要翻譯講解。民六以後，始有白話文的運動。民九以後，北京教育部始命令初小第一二年改用國語。民十一以後，小學與中學始改用國語教本。我們姑且不談這十六七年中的新文學的積極的絕大成績。我們試想想每年一千一百萬小學兒童避免了的苦痛，節省了的腦力，總不能不說這是二十年來的一大進步吧？
試再舉科學研究來作個例。辛亥革命的時候，全國沒有一個科學研究的機關，這是曆史的事實。國內現在所有的科學研究機關，——從最早成立的北京地質調查所，到最近成立的中央研究院，——都是這二十年中的產兒。二十年是很短的時間，何況許多科學研究所與各大學的科學試驗室又都隻有四五年的曆史呢？然而在這短時間內，在經費困難與時局不安定之下，我們居然發展了不少方麵的科學。在自然科學的方麵，地質學與古生物學的成績是無疑的趕過日本的六十年的成績了；生物學，生理學，藥物化學，氣象學，也都有了很顯著的成績。在曆史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方麵，中央研究院的曆史語言研究所在考古學上的工作，地質調查所在先史考古學上的工作，北平社會調查所與南開經濟學院在經濟社會方麵的調查工作，也都在短時期中做出了很大的成績，得到了世界學人的承認。二十年中有了這些方麵的科學發展，比起民國初元的貧乏狀態來，真好像在荒野裏建造起了一些瓊樓玉宇，這不可以算是這二十年的大進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