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許產生疑慮，是時代進步的重要體現。1990年舉行了那麼盛大的活動，怎麼五年過後，一切反倒舉步維艱了呢？梨園人有些傷心，老藝人們聚到一起，不時涕淚橫流，還不住用拳頭捶胸：“祖宗留下的玩意兒，難道真要毀在我們的手裏麼？”話語冰涼，眼光寒冷，讓旁聽的人也把衣襟掖緊。昔日熱鬧的梨園，怎麼變成“寒山一帶”了呢？京派京劇哪裏去了
如果說，1990年時北京梨園還能在紀念徽班進京二百周年活動中“全梁上壩”，那麼五年之後，至少在銳意創新的勁頭兒上，就有些潰不成軍了。按道理說，北京擁有兩大京劇院團——屬於文化部管轄的中國京劇院，和由北京市委統領的北京京劇院。二者的對峙由來已久，“十七年”中，前者以新編曆史劇馳名，後者以本門本派的看家戲著稱。經曆了“文革”，兩邊的“元老級藝術家”傷殘殆盡，新銳們都有奮勇接班之勢。但不知怎麼搞的，新戲當中的政治寓意過強，唱腔也和樣板戲難於劃清界線，這一來，戲迷在接受上成了問題，就更甭說在票房中傳唱了。
然而上海，從1988年在天津舉行的“全國京劇新劇目彙演”中，推出了新作《曹操與楊修》，頓時好評如潮。此後再接再厲，創新之勢一發而不可收。《盤絲洞》、《狸貓換太子》（一、二、三本）均在水平線上。後來又重排了《智取威虎山》，就冠之以“革命現代戲”之名。對於北京，如果重排《杜鵑山》等“樣板戲”，則很容易給扣上“回潮”之名，真等著想起來重排，已經是好幾年之後。
新戲難排，這在北京梨園早就是不爭的事實。有這樣的俏皮話：“誰要是活得不舒坦，就讓他排一出新戲。”編劇覺得難編，導演覺得難導，音樂和美術設計雖然可以大展身手，但苦於沒辦法流傳。經常是劇團費很大的勁兒排出之後，沒演幾場也就“收”了。底層演員暗地“看熱鬧兒”——知道排新戲是推新人（新一代的主角）成名之途，與自己毫不相關。那些已成名之主演，知道新戲命運長久不了，自己隻要有“過”一出也就“得”了，你讓他再接第二出他準不幹。至於傳統戲，戲迷眼裏不揉沙子，心裏更是“板上釘釘”，新演員在哪兒差上那麼一點兒，都能給不折不扣地挑出來！
北京還有讓戲迷喪氣和惱火之處，那就是諸多戲園子的悲慘命運。比如位於西，單路口的長安大戲院，伴隨著北京擴充交通的需要，說拆就拆，變成今天“地鐵”的一個出站口了。其實哪兒不能出站，非要拆除這長安大戲院呢？且說這位置在蓋戲院之前，曾是“日升杠房”的所在。當初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後，靈柩暫時停在西郊的碧雲寺。後來等南京的中山陵蓋好了，國民黨才興師動眾迎靈到了北京。迎靈那天北京萬人空巷，抬靈的杠夫天不亮就起靈，抬的是小杠，到了頤和園後就改換大杠，經西直門一直送達前門，最後從前門上了火車，孫夫人宋慶齡連同國民黨的諸多政要，這才先後登車護送而去。正因為長安大戲院有了這一番背景，再加上後來它不斷的演出，以及和附近“新新”、“哈爾飛”的競爭，就構成了近代京劇演出史上一頁不可多得的輝煌記錄。像這樣一處地方，實在是應該保留下來，供後世人物反複瞻仰的。再比如東安市場北門邊上的吉祥戲院，雖然曆史不及長安大戲院那麼沉重悠久，但它畢竟是北京內城東側當中一處“最重要”的戲院，當年內城人物不願走太多的路出前門去聽戲，於是就把目光投向了“吉祥”，如果回憶這一筆，就又可以追溯到清軍進城之後把漢民在三天之內全都趕到了外城啦。
北京的戲迷也應當一分為二。好處是太認真，不好之處也是太認真。因為京劇這“玩意兒”就是“自己看著長大”的麼！話也可以反著說——自己也同時是京劇“看著長大”的麼！“京劇京劇”顧名思義，就是“北京城”或“北京人”的戲——自己這一輩子，簡直和京劇一點一滴的進步，全都攪合在一起，密不可分啦。如今眼看著京劇變成“這樣兒”，哪能不著急呢？
戲迷當中，如同筆者年齡的這一輩人，或許還有更深一層悲哀——1959年的“十年大慶”時，曾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盛大的文藝招待會，前半部是各式各樣的短小型節目，唱歌啦，跳舞啦，雜技啦，曲藝啦；後半部就是一出中型京劇——梅蘭芳主演的《穆桂英掛帥》。梅先生當時已過六十，身體嗓子都比不上當年，但隻要他往那兒一戳一站，全台就有戲！特別是樸實無華的那兩句唱“我不掛帥誰掛帥，我不領兵誰領兵”，簡直就成了那個時代的最強音。最強音也是有代溝的，這兩句確實遠遠超過了“遭不幸流落在天堂下”和“我本是臥龍崗散淡的人”，真夠我們回憶默誦一輩子的！
從那個時候往後，北京在1964年搞了一場“京劇現代戲彙演”，我們當時隻跟著看了點兒戲，背後有哪些政治上的鬥爭，就不是我們小老百姓能夠曉得的了。再往後到“文革”，舞台上清一色現代戲，看戲變成政治需要，甚至看完了得要捋胳膊挽袖子喊口號！我們是敢怒不敢言哪！惟一慶幸的是，梅先生早“走”了一步，他沒能趕上，沒趕上好哇，就省得受那份兒罪啦！
當然，我們更希望他老人家能平安活到今天。麵對今天京城裏的京劇變成“這樣兒”，梅先生肯定是要出來說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