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底，高全之，這位羈旅海外二十載的文學煉丹者，終於回來了。鄭樹森為了他的“複出”，特別寫文章幫他“暖身進場”，在《聯合報》副刊上，我也為他做了訪問記，傳布他返台的消息。對於一向慣於安靜的他，也許這麼做會使他感覺不自在。其實隻要文章在，著作在，影響在，回到文學的故鄉，一切仍是舊時樣。
高全之在大學讀的不是中文係、外文係，出國後的專職也與文學無關。雖然他文學批評的研究從未中斷，對台灣有關這方麵的新信息與新動向也一直在掌握之中，但在國外日子久了，難免使他覺得自己距離中心太遠而處於一種邊緣位置。當我在筆談中問起他的研究心情，他自稱是“文藝界、學術界的圈外人”，說從事小說評論是“外行冒充內行”，是“為了維持少數文友（如白先勇、鄭樹森、張錯等）互通有無的橋梁”，是“愛說話的普通讀者提供學院外的角度，普通讀者也有說話的權利”。此外，他對自己的能力也做了客觀的分析：“我的弱點在於缺乏正統的文學訓練，也許我的強點也在於此。也許我的努力可以證明，文學可以用不同的角度來欣賞，那些角度或許是目前任何既定的文學理論都無法說盡的。”
這段話說得謙虛，但也不亢不卑，言簡而意豐，有很強的概括性，主要的是它能清楚地闡明，學院文學批評與學院外文學批評可以互動互補、並存不悖的道理。而對於今日的台灣文壇，學院外文學批評可能更值得倡導。高全之的這個想法與做法，使我想起錢鍾書提出的一個觀念，錢說：“大抵學問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又說：“文人慧悟逾於學士窮研，詞人體察之精，蓋先於學士多多許也。”錢鍾書說的“素心人”與“文士”，指的不就是高全之這樣的學院外的文學批評嗎？不知他在美國加州的家，像不像“荒江野老”的居所，從他對中國現代小說家作品“慧悟”之深，“體察”之精，很多地方的確稱得起“先於學士多多許也”。至於錢氏說的“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最好的例子莫過於這些年來文壇一窩蜂大談張愛玲，變成一種時髦，一種流行。好好的一個張愛玲，被人說膩了，說俗了。這也許是為什麼張愛玲離群索居，與世隔絕，不回信、不接聽電話甚至不應門的真正原因吧。
高全之說他要寫某位小說家，一定要對他的作品“來電”才行。他固然不會因批評界流行談誰而談誰，但也不會因流行談誰而他偏不談誰。他選取評論的原則，在於應不應該寫，來不來電，應該寫，來電，就毅然決然將該作家列為研究對象，全力以赴，直到寫成為止，絕對不受文學以外因素的影響。一開始，他寫的不是張愛玲，而是王禎和，學術界反應很好，王禎和夫人還特別寫信謝他為乃夫遺著“注入了新的生命”，這對他鼓勵甚大。快出書時，林懷民和白先勇向他建議，把張愛玲與王禎和的一段文學因緣補寫進去，他遵照好友的意見特別加寫了一章，結束了這項研究。差不多就在這時候，張愛玲不幸逝世，在加州的文學界朋友們為張治喪，高全之負責錄像海葬過程。在海葬船上，他決定寫張愛玲研究。他說：“當時如何寫完全沒有觀念，隻是想寫一篇算一篇。儒家舍我其誰的主張，算不算自我膨脹？”
張愛玲逝世帶來巨量的報道和有關她作品的討論文字，有人認為張論已太多，讀者疲倦已極，擔心媒體喧鬧一陣子過後，張的新聞性便會走低，勸高全之不必再寫。但他說：“我的寫作完全無法配合新聞媒體，不是‘清高’，而是不可能。所以就一路寫下來。”
其實早在二十年前，高全之就寫了《張愛玲的女性本位》，不過他覺得缺點很多，沒有再繼續，然而再寫，就得求進步與突破。這部書《張愛玲學》所收錄的十九篇文章，多半發表在《當代》雜誌，代表了高全之這些年來賞讀張愛玲、思辨張愛玲、考證張愛玲、神往張愛玲的概括與記錄，也代表他的美學修養與批評實踐的一次完美結合。對於張愛玲的作品，幾乎是一字不漏地通讀、精讀，並通過版本研究，精確地評點出作者的思想意旨，並不客氣地指出一些論張愛玲文章的疏漏，對於文壇因特殊政治禁忌與不同文學立場對張愛玲的誤解、曲解甚至誣蔑，也做了有力的澄清與駁詰，多方取譬，反複論述，務使自己的斷語，成為今後研究張愛玲的定說。有人說一個好的批評家要把被評作者的書讀全、讀透，高全之對張愛玲作品的深入、專注與認真，就符合這樣的精神。我們可以這麼說，高全之是先成為一個讀書家，然後再成為一個批評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