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見本書的書名，也許有人會覺得用《張愛玲學》有點誇大，但當我讀完這本立旨明確、議論精嚴、視野廣闊的力作，我不禁要說，稱張學，此其時矣。事實上，張愛玲作品本身就是一個生命的有機體，它作為一門學問的條件早已完備，問題還不僅是如何將它理論化、體係化，而是積極地對張著作更深的開掘、更多的發現，進而有所承繼、拓展與創造。高全之的這本書，無疑為我們勾繪了一張初步的藍圖。當然這並非意味以後的人都得按照他的思路來建構張學，別的人也可以理出不同的研究脈絡與秩序，來豐富它的內容。中外文學史稱得上學問的如曹雪芹的紅學、莎士比亞的莎學，都是積眾人之力，一代一代地經營築造起來的。
高著《張愛玲學》中的每篇文章，都寫得平易質實，溫敦典重。他論說的方式，通常是每篇先確定一個顯豁的主旨，然後以此為中心展開闡述論證，將紛繁的材料有條不紊地統攝在提出問題—剖析問題—解決問題的邏輯結構中，進而做更廣的生發，更深的開拓。通篇沒有自以為是的驕氣，也沒有放言高論的威勢，隻是立論一層深一層，引證一段接一段地從容辨析，使對所要論述的問題褒貶自見。但如果碰到“論是非、定從違”的關鍵，他絕對不做鄉願而人雲亦雲，一定挺身而出，直言糾正。特別對一些誤解、曲解張愛玲的評論，他必定細密考察，小心求證，務使史料的真偽、史事的是非得到公正的判定。而行文措詞，雖不是字字風霜不可犯，但也自然予人不容置疑的說服力。這種本著文學良心、敢於表明立場的膽識，是屬於知識分子的特色。
文學作品是一個作家主體生命體驗，與外在環境融會升華的產物。文學現場的追蹤、考證，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作者在怎樣的時空條件和生活氛圍下進行寫作，以及可能遇到的壓力與限製。張愛玲主要的寫作現場在上海，但一般論者對上海“孤島”與“上海孤島”兩個定義不同的時段總是弄不清楚，以致無法把上海的張愛玲（現實生活）與張愛玲的上海（文學意象）做對比思考，找不到緣事而發的因由，也就無法得到正確的價值判斷。高全之在本書中專章討論這個問題，把兩種不同認定下的“孤島”加以區隔，使我們了解到，張愛玲所麵對的，是上海與大後方完全切斷、不能公開抗日的處境。在異族的占領下，一個像張愛玲那樣的知識分子心情的鬱悶是可以想見的。她沒有像周作人那樣參加由日本支持的文藝活動，也沒有寫過任何親日、媚日的文章，而竟然有人忍心把她與胡蘭成的那段戀愛拿來做文章，說她有漢奸之嫌，這對她實在不公平。而柯靈說上海淪陷提供了張愛玲大顯身手的舞台，這樣的說法，也暗藏了貶抑的成分。
文學的對抗，是一種長期的韌性的鬥爭，它往往是沉潛的、靜默的，絕對不是受到刺激立即反應那麼簡單的方式。文學是永恒的藝術，一個作品可以是但不必一定得是戰鬥的檄文，張愛玲沒有去做上街頭散發抗日傳單的地下工作者（如果她真的那麼做，恐怕發揮的力量也不會太大），而隱忍著痛苦，在暗夜的孤燈下繼續寫作等待天亮，對一個作家來說，此乃最睿智也最勇敢的選擇。
高全之的解讀如撥雲見日，透過他的深入論難，誤解澄清了，迷思掃除了，一個“上海孤島”時期出的張愛玲，一個在強敵環伺下“怒向刀叢覓小詩”（魯迅句）的張愛玲，清晰地呈現了出來。有了這一層的理解，我們就可以為早期張愛玲文學生活的研究，找到一個起點。
五○年代初紅旗漫卷滬上，張愛玲在大環境改變的困頓下，曾經以《小艾》等小說，做過所謂無產階級文學實驗，這個轉折，後來也造成爭議。有些人認為此項寫作實驗是為了表態。事實上問題並沒有那麼簡單，如果不深入到作家的內心世界去了解，仍然隻是一個粗暴的認定，而有失公允。
高全之在本書中以三個專章來討論《小艾》的問題。他對文本賞讀之細、思考之深、對比論證之嚴謹，恐怕很多學院的批評家也會感覺自歎不如。《文心雕龍·附會》所說的“依源整派，循幹理枝”，他全都遵循做到了。高全之發現，張愛玲是以平常心麵對無產階級文藝理論，以開闊的胸襟將之吸納包容。“寫所能夠寫的，無所謂應當”（《寫什麼》）、“文藝沒什麼不應該寫哪一個階級”（國語本《海上花》譯後記），張愛玲的文學觀，在接納與堅持之間，她自有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