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之的識見稱得上目光如炬。他解決了兩岸文壇長久以來對張愛玲《小艾》等一類的作品過於褊狹的“各自表述”，摘掉政治標簽，還諸文學。這些所謂無產階級文學實驗，絕對不是張愛玲文學生命以外的藝術或變體，它有充分的條件，作為她整個創作世界的一個側麵。至於《小艾》的版本，經過高全之版本學家一般周密的勘誤與校正，原始的文本已經呈現。《小艾》等作多年來受到塗改、刪節、割裂等不公平待遇之冤，也得到恢複。
在本書《張愛玲的政治觀》這一章的文前，高全之引了胡適“獅子老虎永遠是獨來獨往的，隻有狐狸和狗才成群結隊”幾句話，我在筆談中問高全之可不可以以此來說明張愛玲的離群索居。他說：“如果我是張，受人無端攻擊人品、政治立場，遭人在公寓偷窺，我也會離群索居。其實早年在上海不會如此。這不是個性使然……晚年她不寫了，嫌別人煩。連善意的朋友也不理了。”張愛玲當然有她的政治觀，她的作品師承五四，不過這裏所說的五四，乃是一個廣義的五四，高全之用思想家榮（Jung）“民族回憶”的說法來解釋這種廣義性，認為文評家不可用單一的政治立場來褒貶張愛玲個別的作品，忽視小說藝術的整體考慮，而造成誤讀現象。說《小艾》是親共之作，《秧歌》有反共傾向，《十八春》還涉及漢奸問題。高全之認為這些論者大多對史料史實的陳述考證不夠精嚴，有些還無中生有，道聽途說。為避免以訛傳訛，必須加以匡正。
“張愛玲是好作家，但並非偉大作家”，我問高全之，對這樣常聽到的評語有何看法？他說：“欲論張‘偉大’，先得定義‘偉大’。這是個沒有結論的議題。夏公（瘂弦按，指夏誌清）最早肯定張，也最早說張不夠偉大。不過後來在《張愛玲給我的信件》裏再說，以西方文學來衡量張，或是不公平的，張應該在中國文學傳統裏去定位。……拙著《張愛玲學》避免這個議題，不過我曾引用夏公那個自我翻供，其他人提出的‘不夠偉大論’，我覺得不值得回應。……我在張愛玲的作品裏，看見她所代表的那個時代的中國人的苦難與奮鬥，看見中華文化如何幫助支持她的文思，看見移民美國的困頓。她的作品距今已五十年，有多少評論家的高見能禁得起半個世紀的考驗？我非常尊重夏公，但是已經有人開始談他的張論限製了。其他‘偉大論者’的論述有多少年的壽命？”
高全之這段話說得峻偉雄辯，擲地有聲。一個評論家，就應該具有這種就事論事，直言不諱的態度。同時代作家與作家間彼此的稱讚總是比較慳吝，前幾年柯靈來台北開會，會後幾位文友同他一起吃飯聊天，談到張愛玲，柯老對張的評語是：“寫得嘛也是好，捧得嘛也是凶。”如果我沒有會錯意，他的意思似乎是說，張愛玲有今天的地位與名聲，除了“寫得好”，與大家“捧得凶”也不無關係。可見高全之的想法是對的，偉不偉大的問題，還是不談的好。特別在“偉大”這個字眼被人濫用的今天，尤其不必談，免得“顯學”變“俗學”。我看張愛玲是否“已經到達偉大”或“距離偉大還有多遠”的丈量工作，還是留給五十年、一百年以後的人去做吧。落實於張著文本的研究，把她當做一門學問來建構，毋寧是更重要的。讀者不妨細讀本書中寫得最好的一章，《張愛玲小說的時間印象》，就知道高全之，這位謙稱自己是文學界、學術界圈外人的文評家，是怎樣深入張愛玲文學的核心，通過意象追求明晰、冷靜的人生及人性觀察。那不隻是考證、評點與詮釋，而且是一種創造。一開始可能是科學的、邏輯的、社會學的，最後轉化為哲學的、神話的甚至是詩的了。這種生發、深化的工作，比華而不實的在張愛玲頭頂上加上一個“偉大”的光環，有意義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