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曆史傳記與文學傳記可以互相學習
從古代曆史傳記到現代的傳記文學作品，有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它們是隨著社會的變化，以及人們心理需求的變化，在不同曆史階段產生的。雖然在很多方麵二者有本質的區別，但在寫人的技巧上二者是可以互相學習的。傳記文學作品可以學習曆史傳記如何在嚴格遵守曆史真實的同時，達到生動傳神的。曆史傳記也可以從傳記文學學習如何更生動地描繪曆史人物的個性和情感特征。但要注意，我們可以對曆史傳記進行的文學性分析，但不能把它當做傳記文學。
（四）對傳記文學的曆史性要求
近現代傳記是從學習西方式的個人傳記開始的，是隨著“五四”新文化帶來的人文精神的崛起，隨白話文的推行而興起。代表人物有胡適、梁啟超、朱東潤等。從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人物傳記逐漸成為國人了解曆史的一種主要樣式，到八九十年代以來政治人物傳記和名人傳記的興起，這些可以證明大眾關注曆史和了解曆史真相的願望。因此，傳記文學在當代史還沒有問世的時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記錄曆史變遷和社會變革的作用，這一曆史使命決定了這些新型傳記對真實性的追求。但它本質上並不是曆史著作。在這個過程中，很多曆史學家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梁啟超、胡適、郭沫若等。他們不僅從理論上論述了傳記的特點，還不斷地從寫作實踐中總結規律。他們的傳記或曆史劇創作，基本上都遵循曆史傳記的要求，以寫實傳真為基本標準。即使是創作曆史劇本，也首先保證自己對曆史有一定研究，郭沫若是這方麵的典範，他說：“在事實上有好些研究是作為創作的準備而出發的。我是很喜歡把曆史人物作為題材而從事創作的，或者寫成劇本，或者寫成小說。”【36】這些是他們以良好的史家素養為現代傳記所作出的探索。由於他們既嚴格遵循曆史傳記的基本要求，又受到西方傳記文學的影響，他們創作的曆史人物傳記，有些可以說既是曆史傳記，又是傳記文學，如朱東潤的《張居正大傳》、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等。
（五）要關注傳記與傳記文學的接受問題
正史傳記中描寫的人物往往被後來的文學作品當做題材，塑造出廣為人知的人物形象。如《三國誌》中的諸葛亮，《史記》中的劉邦、項羽等。這實際上是一個接受與創造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讀者對人物本身的理解以及由文字表述技巧所表現出的人物的真善美等品質的領悟，往往產生同樣的美感。另外，曆史著作和文學作品所描述的事件和人物都有共同的社會生活基礎，讀者在閱讀中體驗到的社會、曆史情境有必然很多相通之處。這種閱讀效果容易使人把曆史傳記和傳記文學混淆在一起。實際情況是在曆史傳記中曆史人物和曆史知識的普及，靠的是新興的文學樣式如曆史小說、講史話本、野史等等，一般民眾的曆史知識來自於這些途徑，而將這些優先接受的知識視為真實的曆史。考慮到這樣的實際影響，以曆史人物為題材的曆史劇或電影應當遵守基本的曆史事實，這是我們應有的曆史責任感和民族責任感。
關於曆史真實和文藝真實的問題，我比較讚同奚原的看法，當然也還有些補充。好的文學作品也能表現曆史的本質真實。如人們稱《紅樓夢》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巴爾紮克的《人間喜劇》是法國大革命後社會生活的曆史畫卷、托爾斯泰的作品是“俄國革命的鏡子”等等。這些作家是用文學作品把一個時代的真實麵貌忠實而生動地描繪出來，使人們認識到曆史發展和社會變革的規律。對於這類文學作品人們通常認為它達到了“曆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統一”。同樣，能把曆史的文字表述和高超的文字修養結合起來的曆史傳記，也可以稱為藝術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