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指再明顯不過。接著，又做（偶像的話）。與前文相比，後者筆鋒愈加犀利。人們塑造了“偶像”，但又畏懼之，倒是偶像自己說出了一番令人警醒的話來：，眾生啊，你們做的是多麼可笑的事！你們以自己的模型創造了我，把我加以擴太，想從我身上發生一種威力，借以鎮壓你們不安定的精神，而我卻害怕你們。我敢相信：你們之所以要創造我，完全是因為你們缺乏自信——請看吧，我比之你們能多些什麼呢？而我卻沒有你們自己所具備的。你們假如要大膽些，把我搗碎了，從我的胸廓裏流不出一滴血的。當然，我也知道，你們之創造我是你們嚐試著要我成為一個同謀者，讓我和你們一起，能欺騙更軟弱的那些人。”（養花人的夢）是應和“雙百”方針所做，文字風格上多少有些魯迅散文詩（野草）影響的痕跡，隻是有點晦澀，卻沒有太多的沉痛罷了。末尾倒不乏尖刺，諸如：“花本身是有意誌的，而開放正是她們的權力。”又如，“我自己也越來越覺得世界太狹窄了。沒有比較，就會使許多概念都模糊起來”等等。另一篇（蟬的歌），語多涉及人格的異化，“蟬”整天唱著“同一的曲子”，居然毫無察覺。寫到這裏，艾青不由為自己一段時間缺乏風格的寫作大發感慨了，但他又不禁借蟬之口為自己辯護：“不，人們說我能在同一的曲子裏發表不同的情緒。”然而，痛苦畢竟是痛苦的，它甚至於無從說起，艾青的“牢騷”除了可以得一時之快，大約是改變不了任何現狀的。
事情發展之快，卻大大出乎艾青的意料。1955年春、夏之間，因離婚而在東總部胡同22號樓上“蝸居”的艾青，認識了後來的妻子、當時是作協人事科幹部的高瑛。他不久獲知，高瑛係1933年8月出生，祖籍山東龍口，9歲時，隨父母闖關東遷居佳木斯，15歲考入鬆江魯藝文工團，任舞蹈演員。1955年5月，隨丈夫譚誼調入中國作協，譚被安排在組聯辦公室任科長，高瑛則去了人事科。
據高瑛說，她認識艾青是很偶然的。批判胡風後，有很多文件要及時遞送，作協就抽了幾個人負責為艾青及其他作協支部的人送文件，她是“被抽”的幾個人之一。當時，已是初夏，天氣挺熱，有時忙，她索性就與其他人住在作協，於是，和艾青從此就熟悉了。高瑛還說，我和艾青產生感情，與我無愛的婚姻有關。憑良心說，譚誼是個老實人，也不失為一個好幹部，組織觀念強，為人比較樸實，但很難說是一個好丈夫。我和他雖然已有兩個孩子，作為妻子，卻很少感受到他的體貼，更不要說愛情了。對此，我是很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