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事情很快就“敗露”了，先是高瑛把實情告訴了譚誼，當時作協負責人劉白羽知道後，讓譚到北京市中級法院告艾青、高瑛重婚罪；接著高瑛被隔離審查，作協秘書長張僖代表組織找艾青談話，表示事情比較嚴重，讓他做好受處分的心理準備。據任作協機關總支書記的黎辛回憶，當時的事態是比較嚴重的，作協負責同誌在商量處分意見時，不少人力主開除艾青的黨籍。因我是機關總支書記，需要我拿意見，我主張給他留黨察看的處分，當時雙方有爭論，沒辦法，隻好報請上級最後決定。就在等上麵“決定”的日子裏，艾青非常緊張，看上去精神也垮了。一天傍晚，我正在吃飯，艾青突然來找我，我感到愕然，但並不意外，讓他坐下，他囁囁嚅嚅了半晌才坐下來，一邊不停地說，我在延安時的情況你了解，看人要看長遠！眼睛裏已滿是淚水。我勸了他半天，他才回去。當時在東總部胡同22號，他的處境是可想而知的。張天翼還悄悄問過艾青的情況，口氣裏雖有關心之意，卻不敢明說。
上級按作協機關總支的意見，給了艾青一個留黨察看的處分。
法院那邊卻不那麼“領情”，判了艾青、高瑛重婚罪，刑期一年，每人半年，監外執行。這邊劉白羽還不放手，勒令艾青從二樓搬到院裏的平房去住。過了一段，艾青用5000元買下北京火車站對麵豐收胡同21號一處有正房、南房、東西廂房的四合院，與婚後的高瑛搬了過去。為此，艾青不無苦澀地揶揄說：“劉白羽想把我掃地出門，未想還成全了我，送給我一個自家的院子。”
然而，留在心上的一道陰影，艾青是再也抹不去了。1956年，在“大鳴、大放、大辯論”的口號下，一些地方的學生和教授幫助中共整風，說話比較過激。在高樓深院的中國科學院，也傳出諸多尖銳意見：羅常培指責“重理輕文，社科規劃無人管”，袁翰青抱怨“分工太細”，傅承義認為“上下不通氣，黨內外有牆，領導接觸少”，傅鷹索性說：“學委是橡皮圖章”，吳正之講“新黨員有特權思想”，童弟周感到“共產黨不近人情……”幾位副院長，如陶孟和發表意見說，舊知識分子未盡其用，“以中國幹部之缺乏，有才者不用，而無才者充數，以致釀成許多混亂”雲雲；竺可楨也提出，”向科學進軍必須實事求是，不能從主觀願望出發，”特別對五十年代初“全盤蘇化”，一概否定美式通才教育，院係調整如拆散浙大理學院、驟停英文教學而改學俄文，以及共產黨會多等提出了批評。據說，對教授、學生們的“牢騷”，毛澤東起初是大度的。範瑞君的文章《我的蜜月·我的丈夫》在《解放日報》發表之後，收到二百餘封指責信，罪名是有“小資風味”，毛澤東聞訊幽默地對人說，不能讓每篇文章都講上甘嶺嘛。
上述種種對作協創作委員會詩歌組想“幫助”艾青的人，無疑是一種鼓勵。在一次討論艾青創作的會議上，臧xx發言說；“對艾青的詩我有一些意見。我對他的詩一向是估價很高的，但是他解放以後寫的許多詩，我覺得主題的積極性和時代精神相去較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