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艾青寫詩很慎重，不輕易拿出來發表，但也應該拿出高度的政治熱情迅速反映時代的變化。”《藏槍記》、《黑鰻》和《雙尖山》之所以未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原因“還是思想感情的問題”，“他對新事物的感覺和心愛，沒有他過去對舊社會的恨、對光明未來的追求那麼強烈和敏銳”。嚴X認為，（雙尖山）的“思想感情是陳舊的”。
呂x則以為是他“政治熱情不飽滿”所造成的。剛剛冒尖的青年詩人邵xx說話就不講客氣了，他說：“在艾青近年的詩作中，仍然使人聽到他過去詩作中的舊的腔調。”曾為艾青學生、後以寫政治抒情詩聞名的郭xx，雖不像前麵幾個人那樣“不留餘地”，但還是指出，“對人民常常隻限於同情”，多半是艾青寫作的一個局限。在五十年代，認為你和舊時代“藕斷絲連”、“思想感情陳舊”，無異於一種政治性的“判決”。這次會議對艾青的打擊，尤其是對他心靈的挫傷，是可以料知的。1956年整整一年，艾青寫作不輟，應該算是多產，但作品明顯分成了兩類：表現時代顯然也力不從心的詩作不時見於報端，如《馬頭琴》、《女司機》、《官廳水庫》等，另外是一些借景詠懷之作，折射出他不尋常的心情。一朵路旁的小藍花，給了他異常的蝕動：“小小的藍花／比秋天的晴空還藍／比藍寶石還藍川小的藍花／是山野的微笑／寂寞而又深情。”在諸多詩學文章裏，艾青堅持認為，詩歌的色調實際是詩人生命的色調，一種無形的“流露”。不妨說，詩作裏這令人無法忍受的藍色，透出的實在是作者內心探刻的寂寞，一種難有：知音”的傷悲。短詩《長城》，直接透露出夾帶著辛酸的滄桑感來：“原是古代的邊牆／經受了千年風霜／聽不見塞北的笳笛／卻記得往日的戰場。”後來，他在一次座談會上又針對自己解放後想象力的減退，不無苦澀地表示：“那時候，早晨醒來，腦子上像點滿露水，現在有時像是一塊柚子皮。”
不過，艾青絕對沒有料到，等著他的將是一場更猛烈的暴風雨。
轉眼到了1957年春。1月18日到27日，中共中央召開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黨委書記會議，議題主要是兩個：一為農村問題和經濟問題，一為思想動向問題。一些地方雖已有“鬧事”情況，但因為“思想動向”是作為其中一個問題提出的，故未強調到非常突出的地步。毛澤東在會上講，1956年是多事的一年。有些地方學生鬧事，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怪議論，黨內少數人動搖，但絕大多數幹部是正常的，農村和城市的政策是正確的，全國大亂子鬧不起來。他說，對於大民主，第一是不怕，第二是要加以分析。對於鬧事，要分幾種情況處理：鬧得不對的，要駁回去；有對有不對的，對的部分接受，不對的部分加以批評。毛澤東不排除階級鬥爭的分析，但對當時形勢的估計，仍然認為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然而，“形勢，並沒有按他預料的方向發展，一些地方的人過激地提出“共產黨下台，讓國民黨回來”的口號，對毛澤東和黨內大多數人都是一個很大的刺激。5月15日，毛澤東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裏憤怒地寫道；幾個月來，人們都在批判教條主義，卻放過了修正主義。批判教條主義的各種人，有共產黨人——馬克思主義者，有括弧裏麵的“共產黨人”，即共產黨右派——修正主義者，有社會上的左派、中間派和右派。社會上的中間派是大量的，他們大約占全體黨外知識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約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約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而情況不同。文章最後指出；右派有兩條出路：一條，夾緊尾巴，改邪歸正；一條，繼續胡鬧，自取滅亡。這等於正式發出了警告。6月8日，毛澤東又為中共中央起草黨內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更為明確地發出了反右的指令。7月17日到21日，中共中央在青島召開省、市委書記會議，著重討論反右派鬥爭問題。毛澤東在會議期間寫的《956年夏季的形勢》一文，為這場鬥爭“定了性”，聲稱：“資產階級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這樣，形勢發生了完全相反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