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序
1958年9月至1959年3月，我在黑龍江東睡完達山原始森林中伐木，陸陸續續記了一些日記，約十萬字。這部日記，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人抄走，下落不明。不料去年十一月間，有人發現了那部手稿，並承他的好意，用掛號寄還給我。舊稿失而複得，喜出望外。朝雪斧聲，夕燈人語，認燭淚於行間，覓鬆針於頁裏。緬懷往事，感慨萬千。爰加整理，以誌雪花鴻爪雲爾。
1981年12月高爾基寫過一個短篇，叫《二十六個和一個》。我們這次上山的129人的伐木隊中，有3位女夥頭軍。我們的比效應是四十二與一。但實際的比數，並不如此。象我們所知道的，吳大姐連遭巨變，丈夫病故於前，愛子慘死於後，刺激太深，精神失常，現在住在清水鎮醫療所裏，奄奄一息，說不定，哪一天早上，她就不聲不響，和我們大家告別了。所以真正的比效應為六十三與一。
另外兩位女夥頭軍，按照我們隊裏習慣叫法是徐二姐和畢三姐。徐二姐原籍紹興，是魯迅先生老師的孫女。名門閨秀，家學淵源。大學一畢業，就當上編輯，寫一手好劇評。這位二姐年紀不過三十五六歲，精明強悍，冷若冰霜，又天生一張利嘴，說起話來，一句也不饒人。她的丈夫在個駐外使館當參讚，子女在第四中學讀書。當她被劉為右派之後，她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公開宣布跟她丈夫離婚，跟她子女脫離關係。她說，以後各走各的路，她絕不願意連累別人。她就是那麼一個斬釘截鐵的人。不信，哪一天輪到你去幫廚，跟她一起淘上半天的大豆和高粱，你就會知道，幹起活來，她的那股認真勁兒，是什麼樣兒的了。如果你在切萊和劈柴時，碰破了皮肉，那她會把她最後一瓶白藥和人參酒拿出來獻給你。關於她，有許多可寫。今天晚上，無論如何寫不完。改夭，等到大禮拜，我要跑到山背後去，拿出一整個上午時間來寫她。
畢三姐是我們隊最年輕的小妹妹，論年紀，她比小劉大一歲，倒數第二。但是全隊不論老少，趕她叫三姐，沒有半點別扭之感。
她隨身帶著針錢包兒，隨時隨地把你叫住，把酸棗刺、野蒺藜給你拉破的棉襖棉褲縫上。有的人把破毛衣送給她織，破襯衫送給她去補。還有人身上穿的新皮坎肩是她一個晚上做成的。反正每一個人的身上都有她做的針線。她平常不多言多語，可是她那兩隻黑黑的大眼睛似乎更會說話些。她在北京的一個科研機關工作，跟她一道來的人說，她自殺過，服了大量的安眠藥，幸虧發現較早，救治過來。那場空前的大運動，象一場大冰雹，橫掃過中國知識分子的園林，一時落紅狼藉，枝折幹摧。接著是一個霜封冰裹、嚴寒肅殺時期。我記得她剛來時，臉上沒有多少血色。兩隻眼睛看人呆呆的，好像一隻受了驚的小鹿似的。她好像隻跟夥房幾位大姐說話，就是跟她們說的話，也是極少的。生活畢竟是個大洪爐，從表麵上看，它跟我們整天泡在裏麵的樹林子，沒有什麼兩樣。到處是冰雪，到處是枯枝敗葉，一片靜寂。其實，隻要你注意觀察，處處有生命在活躍，一個金花鼠溜下樹來，一隻山雀飛進灌木叢去。也許就在你身旁的樹根上，一支長須蟲大軍和一支螞蟻大軍正在行進。傍晚，豹子在遠處叫，夜裏貓頭鷹在林子裏叫，天亮時雷鳥在天空裏叫。
慢慢地，畢三蛆也隨著生活的洪流前進了。我們編在一個學習小組裏。學習會一個大禮拜兩次，都在星期一晚上開。實際上是走形式，開的是東拉西扯會。但是就在這個會上，我聽過她兩次發言，慢聲慢語的，很有條理和邏輯性。
她在那個研究高能物理的機關當研究生。她的導師是一位大名鼎鼎的科學家，而且對她抱有很大的期望。有一天我問起那位科學家，她說，不久以前，他還給她來過一封信。
“說些什麼呢？”我問。
“能說些什麼呢？”她反問。“無非是叫我好好保養身體。我們和你們卻不同呀！你們有一支筆，一疊紙，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可以寫東西。處境越困難，生活越艱苦，越能寫出好作品來，象屈原那樣，杜甫那樣。可是我們呢？”她的黑色大眼睛直瞪著前方，又好像自言自語似的補充了一句，“可是我們呢？我們離開了實驗室，什麼也幹不了。”
“不，你也可以寫。寫出新的<；離騷）來，新的（哀江頭）、（麗人行）來。屈原到過的地方，最遠不過汨羅江，杜甫到過的地方，最遠不過成都，我們走過的地方比他們遠十倍。屈原隻死過一次，我們死過九次。象我們過去那樣，在零下33度嚴寒下，在遼闊的北大荒平原上，給大豆脫粒，打一班，24個鍾頭；象我們現在這樣，在完達山原始森林裏，隻要天上一出月亮，我們就上山截木頭。這樣的事，莫說屈原、杜甫沒經驗過，就是荒山老林裏的貓頭鷹也沒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