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1949年我從香港滿腔熱情投奔黨和新中國的懷抱是懷了多大感情呀！甚至把一向認為選擇自己事業的最大自由都義無反顧的交給了中國共產黨。怎麼會想到號召提意見原來是一個騙局。把“陰謀”說是“陽謀”，從而發展到“大躍進”後，三年困難時期，廬舍成墟，弄虛作假，割甲田插乙田，虛報產量，大事謊騙，自欺欺人。“反右”十年後的“文革”，把在校不在校的一代青年全部教唆成為流氓、打手，大肆“打、砸、搶”，把祖國大地弄成一片打人、殺人場；使城市一片血海，農田遍野荒蕪。有史以來，以彌天大謊惑世感人，治世治人，任意屠戮同胞、同誌，將昔日戰友甚至一一殺戳，真乃“史無前例”。“文革”開始，我曾有一年行動自由的生活，就在一天走在家門不遠的王府井大街上時見街心鑼鼓齊鳴、口號聲震天震地，原來是一輛人拉的大車上反手捆綁了四個赤膊老人，白布橫標上大書反革命分子“彭羅陸楊”；乃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四個“欽犯”。當年不都是赤膽忠心忠於偉大領袖的嗎！
現在就都落到這種地步，蓬頭垢麵，非複人形。片中說明，這位國家主席被折磨得慘不能睹，沒吃沒喝，長期不能洗臉漱口，頭發裏長滿了跳蚤虱子……我平生沒有見過劉少奇一麵，但是我禁不住痛哭起來，“劉主席”被折磨成這付慘象真是難以想象。
這使我多年已經忘記“文革”當年的一些經曆重又出現：我在我的“工作單位”被“管製”的當時，開始隻能留在家裏，不準自由行動，而所謂造反派則可任意聞來為所欲為，譬如從上海來了一夥青年到北京來串連，自稱是我弟弟吳祖昌任校長的“上海市北中學”的學生，故意找到我家來“造反”，這就說明祖昌目前顯然也是失去自由，被他的學生造了他的反，而且到北京來造他哥哥——這個“大右派”的反，到了我家便又罵又砸，十分粗野，就要動手打人了……出乎意料的是，居然是占我家南房的工人老劉挺身而出，製止了這群野蠻的上海青年造派，從而保護了我，使我至今感激這個工人階級的見義勇為好人。可惜我現在也全然忘記了他的名字，他比那萃華樓黨委書記老薑更好得多了。還使我至今不忘的是住在我的鄰近不遠一所大紅門大四合院的人家，是當時一位國家部長的公館，部長本人待人和善可親，在街上偶爾接觸都熱情招呼，而“文革”開始時他的兒子，一個中學學生，參加了當時的一群學生組織的造反派的“東城糾察隊”，卻多次闖入我家來抄家，就像到了他自己家裏一樣，嘴裏還罵罵咧咧的，在我家大門上用白粉筆寫著“大右派反革命吳祖光”字樣，上麵還劃著大又子，他曾多次來抄東西，又摔又打，對許多精巧好玩的東西要把玩半日然後摔掉，我曾注意到他和許多人同時對一把美國貨的尺把長的）9把玩甚久，又給扔掉了，但是到了傍晚他一個人又來闖進北屋逕直取走這把刀高興地拿回去了。看來這位貴公子是何等喜歡這個“文革”世界啊！1960年我從北大荒回到北京之後，過了半年，被“組織”分配到中國戲曲研究院從事戲曲劇本寫作。這個工作我從內心是喜歡的，亦能勝任的，而且寫了不少劇本。還帶著一個當時最年青精銳的國家京劇團到上海演出，十分成功，轟動一時，戲研院的許多年青的專業研究人員也都對我十分友好並且尊重我，但幾年後“文革”開始，立即起了變化。到了打、砸、搶的混亂時刻，我就從“老師”一降成為人人可欺的罪犯。先是被關閉在一向小屋裏失去了自由，而有一次忽然通知我，要我回家一趟，我一人居然回了家。
到家一看，原來全家一片混亂，我的書，我家大客廳的桌椅擺設全部像遭了搶劫，是叫我回家去收拾殘局的，我的八旬老母，我的妻子坐在殘破的屋裏發呆，我隻能爬在地上，滿身是汗地件件撿起這些破爛東西，客廳裏連地板磚都掘碎了一角，妻子告訴我造反派說地下埋有軍火，所以挖開的，屋頂也挖開了一角……從這天起我可以回家住了，兩個兒子都已離家，隻有老母、妻子和小女兒在家，兩個外來的“房客”那時還沒有來。這一陣北京真是個恐怖世界，隨時都會有妖魔鬼怪闖進家來。戲曲研究院的一個青年工作者（原來對我執弟子禮甚恭的陳湘），有一次居然一個人騎了輛平板三輪車來到我家，進屋之後把我的書大量搬到車上裝了一車，然後用繩子捆好，騎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