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團體有個附屬機構，過去一段時間那裏沒有黨員。支部書記和掌握人事科的副秘書長（同一位同誌）主要信較機構裏一個“積極分子”的一些“反映”。結果鬧得內部疑神疑鬼，互不團結，並且使得群眾一度跟支部對立起來。直到那個機構有了黨員，並且挨到肅反後期，才發現那位“積極分子”原來並不怎麼積極，然而工作上早已造成了無可彌補的損失。聽說機構裏一位參加工作七八年的同誌已經堅決退出了革命隊伍。這算不算是主觀主義的作法呢？
連封建時代的法律還講究凶殺必有凶器才能成立，我認為為了明辨是非，防止把挾嫌誣陷與真正向組織彙報情況混同起來，應該給“反映”定出一個規格來；比方說，必須有某種證據或旁證才能算數，不能任何人一句話就能叫另外一個人背上黑鍋。第二，不必要的拖延隻有加深群眾與組織之間的矩離。既然調查了，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投有，不宜於不了了之。第三，對於一句不正確的話，即使證實了，也隻能作為一個人某一時刻的想法，不宜遽然成為跟著這個人走的“人事材料”。第四，應該承認說出來的不正確的話比不說出來的要好，它得到的待遇不應該是被暗地裏記下來，而應該相機地進行幫助。隻有這樣，才能便內部矛盾得到解決。
我們的人民政權主要是依靠人民的積極力量，廣泛地聯係群眾，而不是主要依靠少數人的“反映”。過去，有些人事部門的工作可能過分偏重於瞢惕的一麵。對於“反映”雖不至完全相信，可也要求不苛。曆次運動對顯然有意捏造和挾嫌誣告者，事後似乎都沒有什麼懲誡。如果缺乏直接的接觸，隻根據少數人的認識來判斷多數人的情況，就不容易避免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錯誤。
大凡用這種方法工作的人事部門，必然平時對幹部成見一大堆，真正遇到肅反那樣時機，反而心中無數。事實上，由於準確的“反映”而抓到特務的事有，由於不準確的“反映”而嚴重地影響同誌之間的團結，甚而不必要地傷害了同誌，冤枉了好人的事也發生過。那時候，最陷於被動、最喪失威信的，常常正是人事部門本身。
現在大家都嚷著“拆牆”，我完全同意應該從兩麵拆，而且，我認為負責人事和思想工作的同誌在這意義重大的工作上，可以起極大的作用。比方說，把每個幹部的人事材料好好清理一下，要是還有些捕風捉影、已經證實不符事實的小條條，就撕掉；屬於思想作風上的缺點的，及時地通過各種方式向有關的幹部進行教育；過去有些措施使幹部感到困惑不解的，也盡量向他說個明白；同時，該質問幹部的，除非是反革命性質，也最好當麵問個清楚（這個工作在肅反審幹的時候應該已經做了一些吧）。今後，讓人事部門更能成為大家有冤可以伸，有苦可以訴；成為不僅僅做保衛工作，同時也能解決內部矛盾，加強內部團結的地方。
要在機關內部長期、健康地開展“鳴”和“放”的工作，我認為機關裏做黨和人事工作的同誌（常常是同樣一批人）也需要進行兩條戰線的鬥爭，既要廣開“反映”之門，使歹人無法得逞，又要避免在客觀效果上縱容不真實、並且帶個人動機、破壞團結的“反映”。這樣一來，積極分子的圈子必然就會越來越大，就會有更多的同誌們親近組織，而大家也就會在互相信任的基礎上，毫無忌憚地發出肺腑之言。
（原載《人民日報》1957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