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樂黛雲 我的理解 我的懷念(1 / 2)

生活的道路有千百種可能,轉化為現實的,卻隻是其中之一。

轉化的關鍵就是選擇。

1948年,我同時考上了北大和後來遷往台灣的中央大學、中央政治大學,還有提供膳宿的北京師範大學。我選擇了北大,隻身從偏僻遙遠的山城,來到烽煙滾滾的北方。其實,也不全是“隻身”,在武雙,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委托從武漢大學物理係轉入北大曆史係的程賢策同誌組織我們北上,他是我第一個接觸到的,與我過去的山村夥伴全然不同的新人。他對未來充滿自信,活潑開朗,出口就是笑話,以至得了“牛皮”的美稱。在船上,他一有機會就有意無意地哼起:“解放區的天”,直到我們大家都聽熟、學會。

盡管特務橫行,北京大學仍是革命者的天下。我們在校園裏可以肆無忌憚地高歌:”你是燈塔”,“兄弟們向太陽,向自由”,甚至還演唱“啊,延安……”,北大劇藝社,大地合唱團,舞蹈社,讀書會全是革命者的搖籃。我很快就投入了黨的地下工作。我和我的領導人(單線聯係)常在深夜月光下借一支電筒的微光校對新出版的革命宣傳品(我們新生居住的北大四院就在印刷廠所在地五院近鄰,工人們常深夜偷印)。那些描寫解放區新生活、論述革命知識分子道路的激昂文字常常使我激動得徹夜難眠。記得當時最令我感動的就是那本封麵偽裝成周作人的《秉燭夜談》的《大江流日夜——中國人民的血日夜在流》。很多年以後,我才知道這本激威過千百萬青年人的名篇的作者原來就是北大黨委宣傳部長王孝庭同誌!那時,我們還繪錯過需要在圍城炮擊中注意保護的文物和外交住宅的方位略圖,又到我的老師沈從文和廢名先生家裏訪問,希望他們繼續留在北京。值得驕傲的是盡管胡適把全家機票送到好幾位教授手中,飛機就停在東單廣場,然而北大卻沒有幾個教授跟國民黨走!

50年代初期,曾經有過那樣輝煌的日子!到處是鮮花、陽光、青春、理想和自信!當解放後第一個五四青年節,我和另一位同學抱著鮮花跑上天安門城樓向檢閱全市青年的少奇同誌獻上的時候,當民主廣場燃起熊熊篝火全體學生狂熱地歡歌起舞的時候,當年輕的錢正英同誌帶著治淮前線的風塵向全校同學暢談她治理淮河的理想時,當紡織女工郝建秀第一次來北大講述她改造紡織程序的雄心壯誌時,當彭真市長半夜召見基層學生幹部研究北大政治課如何改進,並請我們一起吃夜宵時,……我們隻看到一片金色的未來。那時,胡啟立同誌曾是我們共青團的團委書記,我也在團委工作,他的溫和、親切,首先傾聽別人意見的工作作風總是使我為自己的輕率暴躁深感愧疚……啊!多麼令人懷戀!那純淨清澈、透明的,真正的同誌關係!

我有幸作為北大學生代表,又代表全北京市學生參加了在布拉格召開的第二屆世界學生代表大會。在橫貫西伯利亞的火車上,我認識了北大的傳奇人物,北大學生自治會主席,反饑餓、反迫害的急先鋒,通緝黑名單上的首犯柯在鑠同誌。和他在一起,簡直像生活在童話世界。黃昏時分,我們到達莫斯科。團長下令,不許單獨行動,不得擅自離開我們下榻的國際飯店。然而就在當晚10點,老柯和我就偷偷下樓,溜進了就在附近的紅場。我們哪裏按捺得住?況且如柯老所說,兩個人就不算“單獨”,有秘書長還能說“擅自”?我們在紅場上邊跑,一口氣跑到列寧墓前屏住呼吸,說不出一句話,隻感到靈魂的飛升!後來,我們當然挨了批評,但是心甘情願。會議結束時,我曾被征詢是否願意留在布拉格,參加全國學聯駐外辦事處工作,當時辦事處主任就是現任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吳學謙同誌。我考慮再三,最後還是選擇了北大。

後來……後來就是一連串痛苦而惶惑的歲月,誰也說不清是怎麼回事。記得在北大“文化大革命”最狂熱的日子,紅衛兵突然宣布大叛徒、大特務程賢策自絕於黨和人民,永遠開除黨籍。批判會一直開到天黑,回家路上,走到大飯廳前那座旗杆下麵(現已移往西校門附近).一顆震駭而空虛的心實在無法再拖動沉重的雙腿,我睫然癱坐在旗杆的基石上!是的,這就是那座旗杆,1952年我們全體應屆畢業生獻給母校的紀念。當時人們還是如此羅曼諦克I他們要為母校獻上這一座旗杆,以便北大從紅樓遷到燕園時,新校園的第一麵五星紅旗將從這座旗杆上高高升起!我們又不願用父母的錢,而要用每個同學第一次勞動所得的五角錢來完成這一“偉業”。留校的我擔任了總征集人。那個夏天,我收到了許許多多五角錢的彙款單。盡管郵局同誌老向我不耐煩地瞪眼,我還是在蔣蔭恩總務長的支持下建成了這座旗杆!那時程賢策是文學院黨支部書記,我還清楚地記得他曾笑眯眯地警告過我:“你這個口袋裏有多少錢都數不清的人哪!可要記好賬,當心人告你貪汙!”後來我在齋堂村被監督勞動時,程賢策作為中文係黨總支書記曾到當地慰問下放幹部,那時,橫亙在我們之間的,已是“敵我界限”。白天,他看也沒有看我一眼。夜晚,是一個月明之夜,我獨自挑著水桶到井台打水,我當時一個人住在一個老貧農家,夜裏就和老倆口睡在一個炕上。白天收工帶一籃豬草,晚上回家挑滿水缸已成了我的生活習慣。我把很長很長的井繩勾上水桶放進很深很深的水井,突然看見程賢策向我走來。他什麼也沒有講,隻有滿臉的同情和憂鬱。我沉默著打完兩桶水。他看看前方好像是對井繩說:“也難得這樣的機會,可以這樣長期深入地和老百姓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