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總有一些場景，銘刻於心，永遠難忘，盡管時光如逝水，往事瞬間就會隱沒於曆史的煙塵；但這些場景像裏程碑，聯係著一些人和事，標誌著你成熟的某個階段，已成為你生命的一部分。
你曾注意到未名湖幽僻的拱橋邊，那幾塊發暗的青石嗎？那就是我和她經常流連忘返的地方。1952年院係調整，我和她一起大學畢業，一起從沙灘紅樓搬進燕園，她當了解放後中文係第一個研究生，我則因工作需要，選擇了助教的職業。我們的生活又忙碌，又高興，無憂無慮，仿佛前方永遠處處是鮮花、芳草、綠茵。她住在未名湖畔，那間被稱為“體齋”的方形閣樓裏。我一有空，就常去找她，把她從書本裏揪出來，或是坐在那些大青石上聊一會兒，或是沿著未名湖遛一圈。尤其難忘的是我們這兩個南方人偏偏不願放棄在冰上翱翔的樂趣，白天沒空，又怕別人瞧見我們摔跤的窘態，隻好相約晚上十一二點開完會（那時會很多）後，去學滑冰。這塊大青石就是我們一起坐著換冰鞋的地方。我們互相扶持，蹣珊地走在冰上，既無教練、又無人保護，我們常常在朦朧的夜色中摔成一團，但我們哈哈大笑，仿佛青春、活力、無邊無際的快樂從心中滿溢而出，彌漫了整個夜空。
我是她的入黨介紹人，她是上海資本家的女兒，入黨時很費了番周折。記得那是1951年春天，我們正在熱火朝天地學習文件，準備開赴土地改革最前線。她的父親卻一連打來了十幾封電報，要她立即回上海，說是已經聯係好，有人帶她和她姐姐一起經香港，去美國念書，美國銀行裏早已存夠了供她們念書的錢。她好多天心神不寧，矛盾重重。我當然極力慫恿她不要去，美國再好，也是別人的家，而這裏的一切都屬於我們自己，祖國的山，祖國的水，我們自幼喜愛的一切，難道這些真的都不值得留戀麼？況且當時在我心目中，美國真是一個罪惡的淵藪，美國兵強奸了北大女生，可以無罪開釋，二戰勝利前夕，我親身體驗了美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大後方的霸道橫行！我們一起讀馬克思的書，討論“剩餘價值”學說，痛恨一切不義的剝削。她終於下定決心，稍嫌誇張地和父親斷絕了一切關係。後來，她的父親由於憤怒和傷心，不久就離開了人世。在土改中，她表現極好，交了許多農民朋友，老大娘、小媳婦都非常喜歡她。土改結束，她就作為剝削階級子女改造好的典型，被吸收入黨。
農村真的為她打開了—片嶄新的天地，她在土改中收集了很多民歌。每當人們埋怨漢族太受束縛，不像少數民族有那麼多美麗的歌和舞，她就會大聲反駁，有時還會一展她圓潤的歌喉，唱一曲江南民謠：“沙土地呀跑白馬，一跑跑到丈人家……風吹竹簾我看見了她，鴨蛋臉兒，黑頭發，紅緞子鞋紮梅花，當田賣地要娶她。”她一心一意畢生獻身於發掘中國偉大的民間文學寶藏。當時北大中文係沒有指導這方麵研究生的教授，她就拜北京師範大學的鍾敬文先生為師。她學習非常勤奮，僅僅三年時間就做了幾大箱卡片，發表了不少很有創見的論文。直到今天，仍然健在的鍾敬文教授提起她來，還是十分稱讚，有一次還曾為她不幸的遭遇而者淚潸然。
她的死對我來說，始終是一個謎。我們最後一次見麵，就是在這拱橋頭的大青石邊。那是1957年6月，課程已經結束，我正懷著第二個孩子，她第二天即將出發，渡海去大連，她一向是工會組織的這類旅遊活動的積極參加者。她遞給我一大包洗得千幹淨淨的舊被裏、舊被單，說是給孩子作尿布用的。她說她大概永遠不會做母親了。我知道她深深愛戀著我們係的黨總支書記，一個愛說愛笑，老遠就會聽到他的笑聲的共產黨員。可惜他早已別有所戀，她隻能把這份深情埋藏在心底並為此獻出一生。這個秘密隻有我一個人知道。當時，我猜她這樣說，大概和往常一樣，意思是除了他，再沒有別人配讓她成為母親罷。我們把未來的孩子的未來的尿布鋪在大青石上，舒舒服服地坐在一起，欣賞著波動的塔影和未名湖上夕陽的餘輝。直到許多許多年以後，我仍不能相信這原來就是她對我、對這片她特別鍾愛的湖水，對周圍這花木雲天的最後的告別式，這是永遠的訣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