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到桃師校門前，才發現校門早已關了。我們自然也不敢高聲叫門，隻得繞到學校旁邊翻爬院牆。我先爬上牆去，再把她拉上牆，我又跳下去，再把她抱下來，然後一同悄悄地進了我的反省室。好在這已是夜深，學校裏靜悄悄的，沒有人發現。我們不敢開燈，不敢高聲說話，隻能無聲地擁抱在一起，無聲地流淚，把枕頭都流濕了好大一片。我很奇怪，這時我竟全身顫抖起來，元南在我耳邊小聲問：“你是不是冷？”她把我抱得更緊了。但盡管如此，我們還是覺得過了很幸福很甜蜜的一夜。
這一夜沒有人發現，我們也幾乎沒有入睡。第二天早晨，她裝做學生，混在一群到校門前的沅江裏洗衣的女學生中出去了。
我自己後來也覺得好笑：一對正常的夫妻，卻無端變成了一對野鴛鴦。從此，我反倒有些愛上我這間反省室了。
我在這間反省室裏住了幾個月，後來幾乎沒有人理我，大約他們隻等上級的批複了。到這年12月，才宣布了對我的處分決定：送我去勞動教養，把我送到二裏崗紅磚廠去。
啊，這個可恨而可愛的反省室啊，別了！
錄鬼新簿寫下這個題目之後，我有點猶豫，也有些傷感了。元代的鍾嗣成寫過一本《錄鬼簿》，記的都是他戲曲界死去的故友。我也曾想記下我的一些先我而逝的難友，題名就是如此。
這些逝者的形象，在我的心中，至今還是十分鮮活的。或者說是十分生動的。三十多年來，遺忘這副人類解除痛苦的清涼劑，早已使許多記憶漸浙衝淡，模糊不清起來，而我曾經滴血的心也逐漸平複，是否要重新割開那些創口，讓我的這顆傷痕累累的心重新劇痛，再一次滴血呢？
就算是再經曆一次煉獄吧。我還是要忍痛再記下他們，如果他們真有靈魂的話，知道三十多年之後，還有人記起他們寫下他們，讓他們冤屈的呼號借我的書留給後代，也會欣慰於九泉之下吧。
他們並不是英雄，也不算偉人，名不見經傳。他們大多是些極普通的知識分子，或者連知識分子也夠不上，隻是些猥瑣的庸人、俗人，但總都是凡人，活人，他們死的時候多半很年輕，小的隻十幾歲，二三十歲居多，生命十分短暫。他們的死也極其平凡，用古話說就是“瘦死獄中”吧。因此也根本談不上什麼追悼儀式，更沒有舉辦什麼葬禮，甚至有的連屍骨也沒有人去掩埋，有的通知了家屬，親人也不去收屍。
因此，本來就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情節可寫，我寫出來怕也是平平淡淡的吧！而且，我們並不是被囚禁在敵人的獄中，談不上獄中的鬥爭或劫獄越獄之類的故事。我們是含冤負屈在自己的獄中改造思想，這有什麼值得一寫呢，我為什麼還要寫他們記下他們呢？我發現這是出於一種難以壓抑的情感衝動，因為他們和我走過了同一段路，他們就在那一段路途中倒下了，長眠在德山之阿了。而我卻通過了那一條荊棘叢生坎坷不平的小徑，在這個人間又度過了三十多個寒暑。我不記下他們，恐怕就沒有人再記起他們了。
今天，1992年7月14日，離他們死去的時候，又過了32年，我卻又記起了《為了忘卻的紀念》。我不是為了忘卻，而是怕人忘卻，怕人忘卻那一場劫難，那一個惡夢。忘卻會給子孫帶來災難，甚至會使悲劇重演的。
所以我仍然決定記下他們。
在我之前，已經有些人寫過他們了，其中有一個人還寫了一本《傷逝篇》，全是為死去的“同犯”寫的挽詩，可惜這個人也先我而逝，不在人間了。而他那個《傷逝篇》的原稿（現在要說是遺稿了），卻還珍藏在我的書桌屜子裏。
這個人名叫文思，桃源沙坪人。他原是桃源一中的曆史（或語文）教師，比我年長21歲。生於1910年十月初五，卻和我“同犯”，一同當了右派，又一同送勞動教養，同到常德改進機械廠“改造”，和我相識時應是四十多歲。從年紀看，他應是我的師長，但他一直把我當知心朋友。我在桃源寫作的時候，他曾搜集整理了一首長篇敘事的桃源民歌來找我提意見，於是交談，於是成了知己。可惜那長篇敘事詩的詩稿後來不知怎麼個下落，隻記得詩題就是起興的一句：（六月吹南風），全詩都是三句一節，五、五、七言格式。第一節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