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鳴大放開始的時候，我是廣東省委講師團政治經濟學教研室沒有任何頭銜的負責人。
為了在幹部中開展對馬列主義課程的學習，需要為地方培養一批教員。1955年初，我被粵西區黨委宣傳部送到馬列學院（中央黨校）學習政治經濟學。學習完畢後，省裏把我們這批人一個不剩地截留下來，組成了省委講師團。這種做法，其實並不妥當。首先，大家都是由各區黨委、地委宣傳部推薦來而且說好學習結束後仍回本單位的，把人都留在省委，顯然不講信用。也許有的單位早就料到這一招，故意派一些其實根本不適合搞理論工作的人來應付應付。這一來，水平參差不齊，差距很大，工作就很不好做。我的職責之一是排課，按倒應當機會均等，每個人都有差不多數量的講課。可是，聽過幾次課後，各講區開始用各種不同的手法，取消那些不受歡迎的講師的課，硬拉別的人來講課。廣州市委宣傳部理論宣傳處長卓炯（就是那位後來同孫冶方一樣被批個沒完沒了的經濟學家卓炯）負責安排市屬各區、校的課程，總是設法把我安排的時間表弄得麵目全非。那結果，是幾位受到冷落，而我的課程則排得很滿。這當然會引起一些人的不愉快。加上那時還講究“物質鼓勵”，規定“超額有獎”，我月底大都能拿到十來塊錢的津貼，更成了矛盾的焦點。出版社讓我們給初級組的學員編課本，也有類似的情況。有的人自己都沒有讀懂政治經濟學，文字表達能力又差，編輯很不客氣地退了回來。
有的我自己義務重寫，搞不完，隻好讓別的人另寫。於是稿費也就畸輕畸重。大鳴大放一來，這些意見一哄而上，連管資料室的、摘行政事務的都向我進攻，認為我所得的報酬應當有他們一份。省委宣傳部和講師團的領導私下給我打招呼說，所提的這些意見不對，要我不必介意，他們將在適當的機會把問題講清楚；卓炯一次見到我也說了一些同情我的話。但是，我心裏仍然感到很窩囊。那時我已經重新開始寫文章，心想，不去講那麼多課，不當這個鳥負責人代你們重寫那些稿子，我可以做學問、多寫幾篇文章，如今反而落得個裏外不是人。
這天，我一個人悶悶不樂地在家裏讀書。林鵬登門來了。
林鵬是我中學時的同學，從中學分手後，我考入中山大學讀中文係，他卻入了廣西大學醫學院。七搞八搞，我們又在講師團會師。林鵬是個有獨立見解的人，不時在《經濟研究》發表文章。但是，獨立見解同孤立又往往是一回事。加上他比我更不善於處事，在省委黨校呆不住，被調到我們這裏來了。由於有一段舊關係，他又沒有什麼不平衡感，我們的感情不錯。他勸我別被那些閑言碎語幹擾，該幹什麼還幹什麼，然後轉入正題說：“我要給陶鑄貼一張大字報。”
要是我知道他這一生得為這張大宇報付出勞改20多年的沉重代價，當然會勸阻他。可是，我哪能未卜先知呢？
“什麼問題的大字報？”
“土改整隊、反地方主義。”
接著，他把在西江（如今屬肇慶市）地區土改時地方幹部如何被“砍瓜切菜”（林鵬習慣用語）地弄得七零八落，有哪些冤假錯案等等，給我講了個大概。，這樣的幹部路線對頭嗎？”
對他的話，我馬上產生了共鳴，不知天高地厚地連連點頭稱是。
用檢討時的話來說，“這是有深厚的思想根源的”。說來話長，簡單交代一下。
在遊擊隊裏，我仍然同學校的李紹中等好友保持通訊聯係。
1948年秋天，紹中兄幾次來信說，我原先那位女朋友從汕頭來了，三番五次地打聽我的下落，焦急得很，似乎非有個交代不可，要我趕緊想個辦法。這位女朋友是我中學時的同學柳，在汕頭一家私立大學讀新聞係。原先我們曾在信裏約定暑假在廣州碰頭。後來情況發生了變化，我逃到香港。離開香港進遊擊區時，我曾經將情況告訴我尊敬的同學吳大姐，征求她的意見。吳大姐問了我對方的政治情況，我擔心這位闊小姐（從窮光蛋如我的眼中看，其實也未必很闊）不大可能敢去打遊擊。她贈我一句略有改動的魯迅《傷逝》中的話：如果不能攜手同行，就隻好奮身孤往。於是，我沒有給她寫信就“奮身孤往”了。暑假開始，柳回到廣州，發現我意外地失蹤。大約與“釣不到的魚最大條”的心態有關吧，她不回汕頭讀書，死纏活纏地要紹中兄告訴她，我是不是給關進班房或是跑到什麼地方了。紹中兄怕她鬧得學校的人都知道了，因此十分為難。我向領導彙報後，肥佬關說，你可以寫一封信給她，如果她不怕吃苦，歡迎她來。於是柳果然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