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我寫過一篇《吹牛考》，刊於上海《文彙報》。大概是由於彼時“文革”結束不久，人們對“左”風大熾時形形色色的吹牛現象深厭之，故這篇蕪文被一些報刊轉載，並編入《中國新文藝大係·雜文卷》，筆者不免有受寵若驚之感。民間有句俗話說“吹牛不納稅”。此話始於何時？見於何典？待考。不過，想來年頭也不會少於千兒八百了。
細想起來，吹牛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來看。不見得所有的“牛”都讓人討厭。李白的名句“白發三千丈”，可以說也是一種“牛”，因為若就事論事，白發長達三丈，就是世界奇聞了，怎麼可能再乘上一千倍？但這不過是李白浪漫主義的說法，故人們在高聲吟哦、津津樂道之餘，並不以吹牛目之。筆者童年時僻居海隅，交通閉塞，文化落後。性喜音樂，但所見樂器，隻有鑼鼓之類，1946年土改時，鄰居孫婆贈我竹笛一根，我才知道世間居然有此寶物。後蘇州的堂姐小名蘇女者，托人送給我一支鳳凰簫，不才更視如拱璧。於是燈前月下，學吹笛、吹簫不止。後又迷上二胡，雖初拉時噪音大作，若殺雞然，我卻樂此不疲。寒族中有位粗通文墨的長輩，微笑著告誡我說：“百日笛子千日簫，尺半胡琴拉斷腰。這些又不能當飯吃，何必費這麼大的功夫？”這“拉斷腰”一詞，未免使我悚然，從此告別胡琴。現在想來。不禁為當年的稚拙啞然失笑，“拉斷腰”雲雲，不過跟“三千丈”一樣，誇張語也。
清代嘉慶年間青浦人王有光著有《吳下諺聯》四卷。卷一“罔話三千年”條載謂：“鄉人飲酒，內有三老，主人以齒最尊者首坐，各使之年。其一曰：‘東天日出亮赤赤，照見吾須牙雪雪白。盤古皇帝分天地，吾替伊掮曲尺。’其二曰：‘東天日出亮赤赤，照見吾須牙雪雪白。王母娘娘蟠桃三千年撥一隻，是吾吃過七八百。’”這二位老者吹的牛，真可謂天長地久，與日月同輝了。妙在第三位老者對他們二人的“牛”一笑置之，曰：“東天日出亮赤赤，照見吾須牙雪雪白。吾親眼見你兩家頭搭雞屎，又來罔話騙吾老伯伯。”區區兩個“搭（按：抬也）雞屎”的鄉間老漢，怎麼可能曾經替盤古皇帝分天地時掮曲尺、吃過七八百隻王母娘娘的蟠桃呢？搭雞屎與分天地、蟠桃會的巨大反差，構成幽默，借用魯迅翁的話說，“玩笑隻當它玩笑”而已。童年時在水鄉看過一出草台戲，似乎是《韓湘子出家》，戲中的醜角莊嚴宣稱：“放屁咕咕咕，一屁打到清江浦。三千人馬來看戲，一屁打死二千五！”台下觀眾聞之，轟然大笑。何故？因果然如此，驚天動地的榴彈炮、卡秋莎之類，豈非一錢不值乎？一屁別說打死多少人馬，實際上連一隻螞蟻也打不死也：這樣的“牛”，如果歸類，當屬於灰色文學，難登大雅。好在是草台戲小醜的插科，能夠使勞苦終日、胼手胝足的窮鄉親開懷一笑，很難說有什麼不好的作用。
但是，作為商業文化、政治文化中的“牛”，則危害百端，切不可等閑視之。
前一種，眼前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媒體紛紛報道的牟其中金融詐騙案。這個曾經名噪一時的“南德經濟集團”總裁，用信用證先後詐騙6.2億人民幣，致使國家財產損失2.5億元，最後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牟其中詐騙及使國家財產蒙受損失的數額，如此巨大，卻未判死刑，從而保住了吃飯家夥，這恐怕已體現了法外施仁。牟表示要上訴，我看是“可憐無補費精神”而已。牟其中的末路，事實上也是牛皮大王的破產。當年，當他因換回4架飛機而聲譽鵲起後，曾得意忘形地對媒體說：“我經商不需要資本，我的智慧就是資本。”就使人想到這牛皮也實在吹得太大。據報載，牟其中的原顧問揭露，牟能在幾十天裏把自己的資產從“三億”吹到“五十億”。他的牛皮與金融詐騙形影不離，害國、害民、害己，正是：
首富原形畢露日，即是牛皮爆炸時！
當然，縱覽當代吹牛史，區區牟其中的垮台，又何足道哉！今天，中年以上的人，都不會忘記“大躍進”、“文革”的慘痛教訓。“大躍進”時我正在大學求學，參加過校園內的土法煉鋼，下過農村勞動，什麼“鋼鐵元帥升帳”、“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荒謬口號，至今仍在我的耳畔回響；“畝產20萬斤”、“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等神奇的“衛星”，其實無一不是牛皮的幻影。真可謂一個個“衛星”上天，一個個牛皮吹炸。至於“文革”中大嘁大叫的“中國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把偉大紅旗插遍全世界、整個宇宙”等等，口氣越來越大，也不過是越來越“牛”而已。最後除了照樣爆炸之外，不會有其他結果。
6月3日上午於京南老牛堂
（《尋根》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