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布在伊拉克上空的戰雲，已漸漸散去。但在美英聯軍炮火下升起的一顆全球矚目的明星，至今人們仍記憶猶新。我說的是薩哈夫。他是伊拉克軍方錯誤信息的忠實傳播者，用一句俗話說，簡直是睜了眼睛說瞎話，牛皮吹的海了去！美軍的坦克已出現在巴格達街頭，他還說巴格達是安全的。更有甚者，他嘲笑“布萊爾的英語還沒有我說得好”；“我們伊拉克已經出現了燦爛的古代文明，而布什、布萊爾的老祖宗，還披著獸皮，在山洞裏塗鴉”。他甚至破口大罵“白宮是妓院”。然而，布什對薩哈夫的表演，不但未大發雷霆，反而在電視裏看得津津有味，笑著說：“他是我們的人！”美英聯軍占領伊拉克後，薩哈夫曾向美軍自首，但很快就被釋放。就此——我要強調說就此——而言，應當說布什作為超級大國的首腦，顯示了政治家的雅量。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政治文化造就的。
咱中國的政治家如何呢？今人不好說，且說古人吧。有雅量的，如李世民對於魏征的諫諍、武則天對於駱賓王的討伐；沒雅量的，如秦始皇、劉邦、朱元璋對於知識分子、功臣宿將的迫害，差不多婦孺皆知，自然無需在下再炒冷飯。其實，作為老子天下第一的國君，若一點政治雅量都沒有，恐怕不是發昏——諸如厲行暴政被人推翻而死，就是因遭披逆鱗，差點兒被氣死。明朝的萬曆皇帝朱翊鈞及其寶貝孫子天啟皇帝朱由校，都是比較差的主兒。前者貪財好貨，幾乎三十年不上朝，真是懶到極點，極有可能與鴉片為伴；後者好弄小巧，以製作木工活為至樂，凡事委諸宦官。但是，他們在政治上，都有幾分雅量。萬曆十七年（1589），大理寺評事雒於仁上疏，指出朱翊鈞“酒色財氣”，病人膏盲，並對症下藥，貢獻箴言，確實觸到了朱翊鈞的痛處。朱翊鈞閱疏後大怒，“以至肝火複發”，雖拒諫飾非，發狠“朕氣他不過，必須重處”。但在老臣申時行等的勸說下，也僅對雒於仁革職了事。天啟二年（1622）四月，禦史帥眾上疏，說朝內朝外，成天呼萬歲萬萬歲，像巫師的祝詞，很無聊。朱由校閱疏後很生氣，說“帥眾不許朕呼萬歲，無人臣禮”。下旨對帥眾廷杖並降級、調外任。但經內閣首輔葉向高的勸說，朱由校總算沒有再發作。咱不妨假設，這兩件事如果發生在洪武年間，朱元璋肯定將雒於仁、帥眾“剝皮揎草”；如果發生在嘉靖年間，他二位肯定屁股被廷杖至皮開肉綻，然後捉到詔獄裏等死。雒於仁、帥眾居然能得善終，老死田園，幸何如也！
從中國曆史上看，凡小雞肚腸的皇帝，結局都不妙，或為後世詬病。如崇禎皇帝朱由檢，執政17年間，竟換了50個宰相，形同走馬燈，最後在煤山的一棵歪脖子樹上自縊，了卻殘生。乾隆皇帝一生好大喜功，專做表麵文章，他爺爺、老子定的案，他常常要翻掉。如曾靜，因散布攻擊雍正皇帝的言論，案發後，經雍正親自審問，對他百般醜詆、戲弄，並編《大義覺迷錄》頒行天下，然後將曾靜打發回家了事。乾隆上台後，卻又重提此案，處死曾靜，純屬多此一舉。對比之下，他的氣量比起老爸差遠了！
“他是我們的人”——如果政治家麵對批評自己甚至大不敬者，如能說出這句不無幽默感的話，或雖沒說，卻有此等胸襟，於國於民，肯定是善莫大焉。
（《教師報》2003年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