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47年,23歲的張居正考中二甲進士,被授庶吉士,步入官場,開始登上政治舞台。作為一個剛剛登上政治舞台的新科進士,他還無法左右當時的政局。當時的社會現實是奸臣當道,尤以嚴嵩為首。張居正並未得到重用,有些心灰意懶,於是在公元1554年以請假養病為由,毅然離開北京回到故鄉江陵。
公元1557年,張居正懷著革新政治的理想,由江陵再次回到北京,投入到激烈爭鬥的政治旋渦中。公元1559年農曆五月,徐階晉升為吏部尚書,次年又由少傅晉升為太子太師。張居正也由翰林院編修晉升為右春坊右中允,兼國子監司業,高拱為國子監祭酒。這時嚴嵩與徐階的矛盾日益激化。由於嚴嵩年事漸高,工作中常常出現漏洞,世宗皇帝頗為不滿,嚴嵩逐漸失去寵信。之後,當禦史鄒應龍上疏揭發嚴嵩父子罪行時,世宗皇帝便毫不留情地把嚴嵩罷職。
嚴嵩垮台後,徐階繼任為內閣首輔。張居正大喜,因為張居正任庶吉士時,徐階是翰林院掌院學士,在翰林院的名分,可以說是張居正的老師。而且徐階對張居正的為人處世和聰明才智也很讚賞並且寄予很大的期望,視他為國家的棟梁之才,張居正自然是竭盡全力輔助徐階工作。公元1566年,明世宗去世後,徐階和張居正又以世宗遺詔的名義,革除弊政,平反冤獄,頗得人心。
明世宗去世後,隆慶帝即位。次年二月,張居正晉升為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參與機要政務。這時高拱因為與徐階不和而離開內閣,所以朝廷大事總體上均由徐階和張居正管理。張居正如魚得水,使自己的聰明才智得以盡情發揮,令朝中官員另眼相看。
1567年,張居正入內閣參政後,韃靼首領俺答汗率軍直逼山西中部,北京危急,雖然後來敵兵在大肆掠奪之後又退了回去,但皇上和大臣都認識到邊防需要徹底整頓了。當時任內閣首輔的是徐階,而張居正是徐階所重用的人。在內閣中主持整頓薊、遼,鞏固邊防的重任自然落到了張居正身上。張居正從整頓邊防著手,正式開始了他醞釀已久的改革事業。
明朝開國以來,一直與蒙古處於敵對關係和戰爭狀態。張居正接手邊防後,一方麵整修邊防,大膽地起用了一批才智雙全的將領,給予他們充分的信任,並且委以重任,使有才之士都願意為他所用。他所重用的譚綸、戚繼光、李成梁、王崇古、方逢時等人都大顯身手,充分發揮了他們的聰明才智。經過幾年努力,長期以來邊防鬆弛的局麵終於得到扭轉。戰鬥和守備力量大增,蒙古犯邊之事也逐年減少。另一方麵,張居正也主張與蒙古和睦修好,積極尋求改善蒙漢關係的途徑。他命令沿邊將帥要抓住一切有利時機,積極發展同蒙古的友好往來,有一線的和平希望也不要輕易兵戎相見,一切為廣大人民的生命財產及生活安寧著想。總督王崇古多次派遣同蒙古有關係的人,深入蒙古內部,發表文告:“番漢軍民凡由蒙古投奔漢族地區者,一律以禮相待,接納安置。”這在蒙古地區果然引起巨大反響,投奔人口越來越多。這樣一來,邊防廢弛的局麵得到改變,蒙漢關係也得到了改善,符合曆史發展趨勢和各族人民共同願望。
1568年農曆七月,徐階被迫辭官,高拱入閣兼掌吏部事,執掌了內閣大權。但是,高拱為人傲慢,剛愎自用,又不聽取下級意見。因此,張居正雖然有幸在內閣任職,但有高拱在他之上,他想施盡才華,大幹一場,又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好在形勢不久就發生了轉折。
1573年,隆慶帝去世,太子朱翊鈞繼承帝位後,大太監馮保因此得勢。馮保與高拱素來不和,因而與高拱展開了一場暗中較量。他向皇帝推薦張居正,貶低高拱。在馮保的左右下,張居正不斷得到提拔。在高、馮鬥爭中,張居正趁機聯合馮保,擠走高拱,循序升為首輔。他本是小皇帝的老師,又是唯一健在的顧命大臣,因此得到皇帝的完全信賴。在他以後主政的10年間,實際上掌握明朝的大權,這為他實行改革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張居正從1573年出任內閣首輔開始,便掀起了一場以整頓吏治、財政、鞏固邊防等為主要內容的改革浪潮,從而使本已衰頹的明王朝統治一度出現了中興的景象。
張居正的改革是在明王朝統治機構接近解體、財政瀕於破產的局麵下進行的一場挽救王朝統治危機的運動。他主力進行經濟方麵的改革,經濟改革主要有賦稅製度和土地改革。“一條鞭法”是中國封建社會賦役史上的重大變革,也是張居正在經濟改革方麵的重要內容。明朝初年的賦稅以糧為主,銀絹為輔,分夏秋兩季征收,此外,還規定農民要服各種徭役,並交納特殊的土貢,等等。複雜的賦稅製度使得民力殫竭,不得安生。私家日富,公家越來越窮困,到了非革弊整治的時候了。“一條鞭法”的推行,使明政府的財政收入有了顯著的增加,財政經濟狀況也有不少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