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指享有人權的目標的普遍性。也就是說，世界各國人民都要努力實現《世界人權宣言》和其他國際人權文書所確定的人權目標。不能說這些目標是有些國家應該實現的，而另一些國家是不應該實現的。
人權的特殊性是指世界上各個國家、民族由於不同的國情在人權建設方麵的差異性。也就是說，人權的實現不能脫離而必須充分考慮各國的特殊條件。這種差異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一是社會製度的差異。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由於社會製度不同，在人權建設方麵會有許多不同的特點。不能要求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采取一樣的人權模式。
二是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的差異。由於各個國家發展程度的不同，在人權建設方麵側重點就不會相同。比如，對於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來說，首先要解決的是生存權和發展權的問題。對於發達國家來說，要解決財富占有不平等的問題等。
三是曆史傳統和價值觀念的差異。比如，在曆史上，某些國家、民族突出個人主義，而某些國家、民族重視集體主義；信仰基督教的國家與信仰伊斯蘭教的國家在價值觀念和風俗習慣上存在著很大的差別。這在人權建設上必然會有不同的反映。
此外，還有其他種種差異。比如，在還未獲得獨立的國家首要的是爭取獨立權的問題，在多民族的國家要重視民族平等、民族團結的問題，在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首先要集中精力發展經濟，等等。
這些差異性決定了各個國家、民族在人權建設的過程中所采取的步驟、形式、手段以及人權建設的側重點等方麵有所不同。
人權的普遍性要求無論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民族都要加強人權建設，不斷改善人權狀況，朝著使人民享有充分的人權的目標努力，不能借口人權的特殊性而不尊重普遍的人權原則，因為這樣做不利於普遍人權的實現。人權的特殊性要求各國的人權建設必須根據各國的具體國情來進行，從實際情況出發，不能盲目照搬別國的模式，不能借口人權的普遍性而采取脫離本國國情的作法，因為這樣做也達不到促進人權的目的。在國際人權活動中，不能借口人權的普遍性來幹涉別國的內政，把自己的人權模式說成是普遍適用的模式並將其強加於人，因為這樣做既否定了人權的特殊性也否定了人權的普遍性，直接違反了國際關係的準則，在實踐上必然會造成不良的後果：既不利於國與國之間關係的發展，也不利於促進世界人權事業的發展。
在國際人權活動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強調人權的普遍性而否認人權的特殊性。他們認為，西方的人權觀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他們的人權模式是世界各國普遍適用的。1978 年1 月，美國當時的總統———人權外交的倡導者卡特在法國巴黎國會大廈發表題為“民主國家的新課題”的演講中說：“我們堅定地相信我們民主國家的價值觀，相信這些觀念仍然是適用的，無論對窮國還是富國，無論對北方還是南方，無論對東方還是西方都是如此。”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萊特也說過，民主自由人權不分東西，對精神價值的需要全球是一樣的，不分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也就是說，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都要接受西方的價值觀念，都要套用西方的人權模式。在人權建設方麵，誰要是與他們的做法不一樣，或者在實現人權的側重點上有所不同，那就是侵犯人權、踐踏人權。美國代表在1991 年第44 屆聯合國大會人權委員會上對社會主義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攻擊說：“獨裁政權力圖通過表明他們的國家經濟條件，使得民主無法實現來證明他們壓迫性統治的合法性。”因此，他們在國際人權活動中，總是對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指手畫腳，說三道四，對這些國家的人權狀況大肆攻擊，企圖將自己的人權觀念和人權模式強加於人。1998 年1 月30 日，美國國務院在一年一度的人權報告中，把美國自己標榜為人權普遍性的化身，一再攻擊中國違反“公認的國際標準”，指責中國把自己當作《世界人權宣言》“普遍性原則的例外”。
我們從來不否認人權的普遍性原則。我們尊重《世界人權宣言》和聯合國人權公約及其基本原則。到目前為止，中國已經批準加入了18 個國際人權公約，比美國多得多。①我們反對的是將人權的普遍性同人權的特殊性割裂開來。我們堅持人權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統一。任何國家、任何民族都要為實現這些普遍性原則而努力，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人權的普遍性原則必須同各國人權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普遍性寓於特殊性之中。“一般隻能在個別中存在，隻能通過個別而存在。”① 1993年6 月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人權大會通過的《維也納宣言與行動綱領》第五條指出：“一切人權均為普遍、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相互聯係。國際社會必須站在同樣地位上、用同樣重視的眼光、以公平、平等的態度全麵看待人權。固然，民族特性和地域特征的意義、以及不同的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都必須要考慮，但是各個國家，不論其政治、經濟和文化體係如何，都有義務促進和保護一切人權和基本自由。”這裏雖然強調各國都要為實現普遍性的人權要求而努力，但它同時也說明，各國要把人權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結合起來，促進人權共同目標的實現。由於每個國家的具體情況不同，在人權建設方麵采取符合本國國情的做法是完全正確的。要求不同國家套用一種模式，沿用同樣辦法，采用同樣步驟是行不通的。
普遍性不等於整齊劃一，不排斥多樣性。即使是西方國家在人權建設方麵也不是完全相同的。在美國就不同於英國，在英國又不同於法國。比如，近代的資產階級革命，在美國，首要的是反對殖民主義的統治，爭取國家獨立的問題。而在英國和法國主要是解決封建壓迫的問題。美國的獨立宣言很大的篇幅是控訴英國殖民統治的罪行，強調反抗英國的壓迫，脫離英國而獲得獨立和自由；而法國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不僅強調自由的一麵，而且也對自由作了種種限製。例如，《人權與公民權宣言》第4 條說：“自由就是有權從事一切無害於他人的行為。”第10條說：“意見的發表隻要不擾亂法律所規定的公共秩序”，不得幹涉。第11 條說：“各個公民都有言論、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規定的情況下，應對濫用此項自由負擔責任。”① 這些對自由的限製性的語言在美國的獨立宣言中基本上看不到。就拿民主的某些形式來說吧，英國國會分為上議院和下議院，上議院的議員享有世襲特權，直到1999 年10 月26 日，英國上議院才通過廢除上議院議員世襲製的議案，這一議案還有待於下議院作最後表決；而美國國會分為參議院和眾議院，所有議員從一開始都不享有世襲特權。還有，美國實行的是總統製，而英國實行的是內閣製。法國既不同於美國的總統製，也不同於英國的內閣製。再拿公民權來說，美國獨立以後很長時間還保留著奴隸製，直到1865 年聯邦憲法第13 條修正案才正式廢除奴隸製度，1870年憲法第15 條修正案才給黑人以公民權；而在英國和法國就不存在這種奴隸製度。我們還可以舉出婦女選舉權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美國的婦女選舉權是在1920 年憲法第19 條修正案生效時獲得的，而英國直到1928 年通過《國民參政（男女選舉平等）法》時，婦女才獲得平等的選舉權。所有這些都說明，由於各國的具體情況不同，在人權建設方麵，就表現出它的差異性來。人權建設不能脫離各個國家具體的曆史條件。
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情況與西方發達國家的情況大不相同，在人權實現的方式上，以及在解決人權問題的先後順序上必然與西方發達國家存在著重大差別。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紛紛獲得了獨立，成為發展中國家。對於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生存權和發展權是首要的人權。這是因為發展中國家過去長期遭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奴役和掠奪，它們雖然獨立了，但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麵仍然非常落後，許多方麵還帶有殖民主義的痕跡。隻有消除殖民主義的影響，才能實現真正的獨立；隻有使社會經濟文化獲得較大的發展，徹底擺脫貧困落後的麵貌，才能使廣大人民群眾享有充分的人權。因此，廣大發展中國家在人權建設方麵必然要把生存權和發展權放在優先的地位。無論是在人權建設的側重點上，還是在人權建設的具體做法上，都會有許多不同於西方發達國家的特點。如果簡單地將西方發達國家的人權建設模式硬套在這些國家身上，並不利於這些國家人權事業的發展。
中國也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在近代，帝國主義列強先後對中國發動過大小數百次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中國人民的生命權都得不到保障，更談不上其他方麵的人權了。外爭國家的獨立和主權，內爭民主、自由，是中國人民的迫切要求。中國共產黨順應中國人民的這種要求，領導中國人民開展了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經過長期艱苦卓絕的鬥爭，終於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新中國的建立，使中國人民夢寐以求的國家獨立、人民民主成為現實。中國人民處於無權地位、任人宰割的曆史一去不複返了。根據人權普遍性的要求，中國政府必須領導中國人民促進人權事業的全麵發展，使廣大人民群眾享有充分的人權。根據人權的特殊性要求，中國的人權建設又必須根據中國的國情來進行，而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
首先，我們必須把生存權和發展權放在優先地位。生存權既指個人的生命安全和生活條件獲得基本保障的權利，又指國家和民族的集體生存權利。中國雖然獨立了，但舊中國遺留下來的是一個爛攤子，經濟文化十分落後。吃飽穿暖，這是長期陷於饑寒交迫困境的中國人民的最低要求。因此，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就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頭等大事和最緊迫的任務。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使我國社會生產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發展，從而基本上解決了近13 億人口的溫飽問題，並正在向小康生活邁進。我國絕大多數人基本達到了聯合國人權宣言所說的“享有免於恐懼和匱乏的自由”。由於我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相對貧乏，經濟文化還比較落後，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裏，仍然要把生存權和發展權放在頭等重要的位置。這就要求我們繼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富強的國家，使人民群眾共享經濟繁榮的成果，切實保障人民的生存權、發展權以及其它經濟權利。我們把生存權和發展權放在優先地位，並不等於我們不關注、不重視、不保護其他方麵的人權，而隻能說明中國的國情決定了解決中國人權問題的先後次序不同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而西方國家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對中國大肆攻擊。
其次，我們必須根據中國國情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使廣大人民群眾更好地享受公民、政治權利。我們在民主政治建設過程中，要注意借鑒西方民主的經驗，但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鄧小平指出：“西方民主那一套我們不能照搬，中國的事情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辦。”① 如果我們照搬西方的民主，就一定會出現動亂的局麵，就一定會損害大多數人的人權。1987 年6 月29 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前總統卡特時就明確指出：“人們往往把民主同美國聯係起來，認為美國的製度是最理想的民主製度。我們不能搬你們的。我相信你會理解這一點。中國如果照搬你們的多黨競選、三權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動亂局麵。如果今天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國十億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會有事，日子還能過嗎？還有什麼精力搞建設？所以不能從你們的角度來看待中國的問題。”①1990 年7 月11 日，鄧小平在會見加拿大前總理特魯多時也指出：“可以設想一下，如果中國動亂，那將是什麼局麵？……亂到黨不起作用了，國家權力不起作用了，這一派抓一部分軍隊，那一派抓一部分軍隊，就是個內戰的局麵。……一打內戰就是血流成河，還談何‘人權’。”② 的確，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社會主義大國。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穩定。沒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什麼事情都幹不成。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中，我們沒有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而是根據中國的國情開展民主建設。我們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製度、人民代表大會製度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製度以及民族區域自治製度，並在實踐中不斷完善這些製度。我們在基層實行廣泛的群眾自治。中國人民享有比曆史上任何時候都高得多的公民、政治權利。這些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民主製度，保證了中國社會的穩定，有利於中國的繁榮和發展。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這方麵對我們的攻擊最多。我們不能因為他們的攻擊就套用他們的民主模式，否則，就會搞亂自己的陣腳。當然，由於幾千年封建社會的影響，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任務還相當繁重，我們要在保障社會穩定的前提下，不斷深化政治體製改革，注重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製，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隻有這樣，我們才能保持國家的穩定，保證全國各族人民切實享有公民、政治權利。
第三，我們必須大力發展教育科學文化事業，使廣大人民群眾充分享受受教育的權利以及其他文化權利。發展教育科學文化事業既是經濟建設的需要，也是促進人權事業發展的需要。根據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情況，我們要認真貫徹實施科教興國的方針，切實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發揮各方麵的積極性，大力普及九年製義務教育、掃除青壯年文盲，積極發展各種形式的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穩步發展高等教育；要努力提高科技水平，普及科技知識，引導人們樹立科學精神，掌握科學方法，鼓勵創造發明，消除愚昧，反對封建迷信活動；要積極發展社會主義文化事業，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隻有這樣，才能促進我國的教育科學文化事業不斷繁榮和發展，廣大人民群眾受教育的權利和其他文化權利得到保障。
此外，我們還必須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逐步健全和完善社會保障製度，使廣大人民群眾充分享受社會權利。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關心人民群眾的疾苦、保障人民群眾的生活、全心全意為人民謀福利是我們施政的根本宗旨。我們必須調動社會各方麵力量，進一步健全和完善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等社會保障製度，切實保障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水準，充分保障人們的勞動權、休息權、安全健康權，保障未成年人、殘疾人、婦女等特殊人群的權利。
我們在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開展人權鬥爭的過程中，始終堅持人權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統一的原則，反對將人權的普遍性與人權的特殊性分割開來。一個國家的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是這個國家人民長期選擇的結果，是這個國家人民自主權的體現。我們講尊重人權，首先就要尊重各國人民的自主選擇權。美國不是崇尚個性自由嗎？世界的多樣性有什麼不好？美國總是要求我們尊重少數民族的權利，保持少數民族的傳統和生活習慣，為什麼美國就不能尊重整個中華民族的感情、習慣和選擇呢？美國強調人權的普遍性，否定人權的特殊性，把自己的人權觀念和人權模式強加於人的做法就是對別國人民的自主選擇權不尊重的表現，其目的是要推行他們的價值觀念，剝奪各國人民按照自己國情選擇社會製度和發展道路的權利。這本身就是對人權的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