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16日《昆明日報》用4個版篇幅，公布了包括市委書記、市長在內的全市主要黨政領導和職能部門電話。此舉引起媒體和各界的廣泛關注。我對這個改革，首先是高度肯定。因為今年5月以後馬上施行《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也就是說政務信息公開已經法定化了。這個舉措在《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實施之前，是一個非常值得肯定的舉措。
第一點，它首先把最主要領導的電話公開了。社會各界，如果有重要事情都可以直接找到最高領導人，當然不一定是他本人，至少有這樣的機構或者人來接聽電話，了解社會的一些重要信息，使信息可以直達到領導人這裏，不會再通過其他途徑轉很多彎。從領導層來講，確實看到政務公開的重要性。
第二點，主要領導電話公開以後，把過去很多圍繞政務公開信息“暗箱操作”、權力行使不規範等亮出來了，我們過去的腐敗也好、辦事效率低也好，都與這種暗箱操作有關係。雖然現在有了網絡，有了很多上訪途徑，但是老百姓要找最關鍵的領導人，還是非常難。在許多政府部門，“暗箱操作”依然是習以為常的工作程序。這樣把主要領導電話公開以後，其他部門或者單位，如果還要搞暗箱操作的話，就不太好做，這等於“將了一軍”。這對政府內部各部門也是非常大的促進。
第三點，按照政務信息“公開是原則，不公開是例外”的要求，除了明文規定不能公開的信息，其他的都要公開，最大的政務信息公開是對社會公開的。老百姓有知情權。十七大提到的老百姓要有“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知情權是第一前提，如果沒有知情這個前提，後麵的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都是空話，所以獲取老百姓應該獲取的信息就是知情權。知情權是第一要義，我認為我們政務改革，也要按照維護老百姓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來展開，來推進我們的改革，公開我們的政務。
昆明市的做法具有雙重功能。首先是為信息公開提供了“直通車”，包括最高主要領導人。我認為這是信息公開非常重要的舉措。雖然首先從便民利民的角度出發，但是更重要的是加強對政府管理的監督。公民有可能通過獲取最主要領導的電話，有可能表達，有可能參與，有可能監督。
昆明市委市政府采取力度比較大的行政改革的舉措，可能和它的新任市委書記仇和的領導方式有一定關係，但是，製度也是非常重要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要正式實施，如果準備不好，搞起來是很被動的。你要政務要公開，你要對老百姓個人公開，這都給政府工作帶來一係列的壓力。所以，我認為，昆明采取這個舉措兩方麵因素都有，一方麵是全國各地都麵臨今年5月以後《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正式實施。另一方麵，昆明這個事，更多的是仇和個人的理念和價值與製度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仇和原來在宿遷搞醫改，就是敢闖敢幹的人。不管他闖的過程中有什麼問題，但是首先敢於闖，敢於開拓，我認為這個應該值得肯定。在這個事情上，我認為製度和個人兩者結合到一起，就更具有創新意義。